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是伪命题

卓勇良

　　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就是一例。这使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一位领导取笑城市化观点，说这些书呆子，政府哪有钱安排农民进城。

　　农民是因为城里有工可打才来，他们是进城创造财富的。农民并不需要政府“安排”进城，是城里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农民也会自行创造就业机会，我家楼下超市就是丽水农民开的。如果城里长期无工可打，农民就会回家，毕竟还有几亩薄田。如果农民赖在城里不走，一定是经济社会陷入重大困境，这就决非城市化所能解决。农民在城里打工时间长了，势必成为市民，哪有不让人成为其长期居住地居民的道理？这些也是城市化的两大要义，即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增加。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大大低于市民。城市政府对那些长期进城打工的农民，并不愿意承担其教育卫生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所以这些农民即使长居城里，也还是没有实现所谓的市民化，尽管相当农民不仅回不了乡，且已与城里人毫无二致。

　　因此，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一半是如何让长期在城里的农民享受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另一半是基于如何“安排”农民进城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考虑提出来的。前者或许还有些道理，不过就事论事研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后者是对城市化的曲解。一些研究机构为此很认真地做了大量研究，如一个权威机构估计一个农民工成为市民，需政府增加支出约8万元左右。有些学者甚至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费用也作为市民化成本提出来。

　　深入而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际是劳动力大量过剩时期的阶段性问题。因为在此情形下，城市政府能以大大低于户籍居民的公共服务费用，取得大批进城劳动力，他们宁可把钱用于大而无当的重复建设，也拒不为其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正是因为长期不愿意不习惯不舍得支付这笔费用，所以才出现了所谓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欧美学术界讨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问题文献寥寥的原因。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劳动力求大于供时会有何种情形。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城市政府仍不提供公共服务，则这一城市的劳动力将短缺，企业和居民将怨声载道，城市运行将受影响。由于通常情况下城市政府并不愿因劳动力短缺而受影响，因此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向农民工提供和增加公共服务，这就将形成公共服务提供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

　　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函数，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函数，所以说到底是工业化造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化成本，内生地由工业化收益提供。城市政府向企业收税，又以公共服务方式支付给全体市民。只要工业化是有效率的，就不存在缺钱问题；只要政府运行是正常的，就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问题。如果还是缺钱，那决不是费用问题，而是城市政府的良心和体制问题。

　　所以关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在当前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下，城市政府将逐渐不得不增强公共服务以吸引农民工，若干年后，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将自然消解。这就像20多年前一样，不少学者高度兴趣于乡镇企业，研究很深入，著作很厚重，但后来乡镇企业消亡了。

　　进一步看，如果工业化缺少相应水平，并且是低效率的，将确是钱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即使政府有很强分配意愿，但缺钱什么也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分担机制很合理很科学，但仍解决不了问题。

　　所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则是市场化不充分下的伪命题。市场化主导的工业化将内生地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并不需由谁来分担。当下仅就进城打工农民长期无法在城里体面生存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即已对一些城市政府形成若干压力。或许过不了多长时间，随着劳动力短缺加剧，至少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就将竞相出台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政策。我们就等着看城市政府拍农民工马屁到来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