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小散”是关于浙江经济的一个常见说法。查阅1990至2020年省报,“低小散”出现1926次,2020至2025年3月,“低小散”出现126次,多半系指责。
这一说法当下已不符实际,早期以指责为主则显然有违常识和洞见。
“低小散”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属正常。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浙江改革开放的经济史,以及了解省情,更好地担当经济大省的重任。
浙江经济起步时极其薄弱,“低和小”当属正常。
哪有区域经济及其企业刚起步时就高大上?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二页分析制针流程,展开他的经济学研究之旅。他说“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佣十个工人”(注1)。
寻常人不会指责一个跌跌撞撞走路的小孩,或反而会说,“这孩子真不错,快跌倒了还在走呢”。那么,为什么指责一个刚起步经济的“低和小”呢?
现象如果不作理性分析,就有可能错误结论。那些用贬义口气说浙江经济“低和小”的人,是典型的缺乏思考。
至于“散”,恰恰是浙江发展的一个优势。浙江多数人口居住于少数宜耕地上,1978年每平方公里平坦地人口,高达1300多人,居各省区首位,是当时全国平均的2.4倍。
这种原生的人口高密度,导致浙江各地乃至乡村都能形成规模经济。而不必如亚当⋅斯密说的,只有大都市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注2)。
因此在浙江,何处不效率,何处不创业,何处不都市,如此等等。
“低小散”是浙江草根创业的阶段性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符合经济学原理,是人口高密度区域特有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分布式创业。
因为具有优异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市场经济在浙江,就是大众创业。
从“低小散”走来,浙江企业规模和密度,目前均已大大高于全国平均。
按2023五经普,浙江平均每个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4.1人,比全国平均高9.2%;
2024年,浙江每万常住人口企业351.2家,低于京粤列全国第3,是全国各地中位数的1.7倍;
2024年,浙江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企业约1602.7家,低于京沪粤列全国第4,是全国各地中位数的2.9倍。

浙江长期是创业热土。现在依然有当年那种土不拉几的创业,但高大上的科技创业正逐渐成为主流。
几天前偶然发现,写字楼走廊里多了一家研发制造水下机器人的企业。这是一家总部在余姚的创新企业,还研发生产水下传感器等。那天在小小写字间里,放着几个像导弹一样的水下装备,只有两三个人在忙碌。
这装备应该是采用了AI技术,那么就能以其自主性,具有极强的水下功能。
全国内陆水面36.3万平方公里,海域473万平方公里,如每100平方公里需要一个这类机器人,至少能有5万个左右的需求量。如以中国制造优势出口,这产品应该有较好市场前景。
呼唤大众创业回归。出口正在触顶,即使没有贸易战,也绝无可能再来一个10年增长10倍。消费因国内经济的种种“堵点”而难成气候,尤其是缺钱。
促进上世纪80年代大众创业的回归,是一个较佳选择。增强供给侧活力,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优化预期,激励消费。
“零成本创业”应是一个重要选项。当下既有大量的空置建筑,又有每年1000多万本科生及100多万硕博士生毕业,银行贷款增长也在大幅放慢。缺的是导火索,即燃爆这些生产要素的环境和举措。
需指出的是,“零成本创业”是指创办过程的零成本等。政策逻辑是以政府债务方式,着眼于未来收益,“四两拨千斤”,激励创业创新。
一是“零费用”。免收企业登记、注册的各种费用,包括办事大厅复印、快递费等;同时企业创办过程中的中介费用,政府给予相应补助;
二是“零时间”。对于具备各种条件,持有整套相关文件等的企业的创办申请,第一时间内,最快速度办理;
三是“零租金”。政府及国有企业空置的写字楼、园区等,一定期限内免收租金,且可考虑补贴物业、水电费等。对于租赁民间企业楼宇、园区的新创企业,补助租金;
四是“零纳税”。属地方政府权限的各种税费,均可考虑若干年内免缴,同时建议国税部分也采取一定的免税政策来促进创业创新;
五是“零利率”。政府按一定程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创办贷款的利息补贴。符合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重大创新,经匿名评审,政府无偿补助。
有人可能会哈哈一笑,“你太理想主义了”。可是请不要忘了,浙江经济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减免税费是当时浙江各地,促进草根创业的一大法宝。
也有人可能会说时代不一样了。可是请不要忘了,当前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如四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基本盘”。
道德风险或许难以避免。即总有一些人为私利钻政策空子,但经济若是一池死水,成本可能更大。控制风险于最低限度,激励创新于最高限度;最小化道德风险,最大化创业收益。这也刚好给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提供实施场景。
财务风险应主动提醒企业须自行承担。这里的一个制约机制是经济人理性,明智的创业者自会努力控制财务风险。极少数热血人士的盲目行为,是较难避免的小概率事件,以破产和社会保险机制等兜底。
最后说一下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一个创业案例,可以看到那种不经意间冒出来的新创企业的巨大作用。
珍珠港事件前的1941年7月,美国马雷岛海军造船厂工人尼尔森,以其发明的一种螺栓焊接工艺,辞职创办公司,得到联邦政府“重建金融公司”9.5万美元贷款。这一焊接工艺为二战时的美国企业省下5000万工时,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建成172艘航母等作出贡献。这一工艺至今仍广泛应用于金属构件领域,天津有一家当年尼尔森企业的合资企业。
注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P6。
注2:亚当⋅斯密指出,“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同上,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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