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始于晚清的跨世纪大迁徙，如包括宁波诸县，是现代浙商起源的始端。

1928年近4万镇海人在上海，1936年近10万人，占当时浙江人在上海的1/10多。

这8年间去上海的镇海人，相当于1936年镇海人口近1/6。

大迁徙支撑和促进浙商在沪起家，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是研究上海宁波帮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浙商传承光大的一项基础工作。

一、10万镇海人闯沪及影响简析

这一数据主要据1994版《镇海县志》记载。“1936年人事登记，旅外约10万人”（注1）。

虽未记载去上海有多少人，但县志记载的45位“实业名人”及“侨胞”，透露了重要信息。45人中，只有5人与上海没有关系，其中两人在宁波发迹且企业在宁波；另三人分别在汉阳、开封和辽宁。

据此，镇海的实业名人和侨胞，90%系在上海发迹及企业在上海。

按这一小样本推测，1936年“旅外人口”，应90%多去上海。寻常百姓去上海的比重，应高于“实业名人”去上海比重，因他们不可能像实业名人那样走得远。关于1928年有近4万人在上海，出于同一部《镇海县志》，“据1928年10月调查，外出男女39368人”（注2）。

因此，上世纪30年代末10万镇海人闯沪，以及至1949年10余万镇海人闯沪等说法，足以采信。

沪甬间旅客快速增长，证实上述分析。浙海关贸易报告1890始有航运旅客数据，1891年沪甬间往返合计36.0万人，1911年88.3万人，1921年196.2万人（注3）。1891至1921年，沪甬航线旅客年均增长8.8%，可以断言相当部分系镇海人。

庞大人口基数，是上海宁波帮中具有如此多的镇海精英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不是全部原因。

区域杰出商人的多寡及领先程度，大致是人口基数的某个概率。如果在上海的原籍地人数足够多，且原籍地具有足够的富裕程度、区域文化高度适应时代潮流，一大批在沪杰出商人的产生，当属必然。

10万镇海人闯沪，与当下外出农民工具有根本区别。

当时人口普遍年轻化，因此与当下贵州、安徽人口大量输出不同的是，并未导致镇海农村“空心化”；同时大大提高了镇海人均耕地水平，且有来自上海的收入，改善镇海农村状况。

1935年，镇海在地人口36.3万人（注4），在沪人口大致占当地在籍人口21%。2020七普，全国外出人口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是贵州，为21.9%，与当年镇海差不多；安徽18.9%，低于当时镇海。

这导致镇海在地人口增长大幅放慢，乃至减少。据1994版《镇海县志》记载，1914至1932年，镇海人口稳定地保持在36万左右，1928年达到当时最高的38.1万人，1941年降至36.4万。1947年，镇海人口29.2万，低于1910年，更是大大低于1928年。按《镇海县志》记载，这与抗战期间“居民被迫流徙异乡”有关（注5）。

二、激励最强与约束最弱——镇海人闯沪的“四最模型”

“农民破产”说（注6），“地狭人稠的推力”及“自然经济解体”等（注7），是一些学者关于人口大批去沪的若干分析，笔者也曾有类似分析。

这或许总体符合实际，但不适合镇海乃至宁波。

尤其“农民破产”说，完全不适合镇海。

“整体来说，浙江不似中国其他地方那样贫穷，因而对宁波和其四郊来说，人民更是兴旺而相当富足的”，此系1901年浙海关十年报告所言（注8）。

1912年，镇海县田地54.1万亩，人均约1.6亩；1928年，全县人均粮食434.7斤（注9）。

这可以跟温州1979年状况进行比较。这一年，温州农民人均口粮484斤（注10），考虑数据误差，上世纪前半期镇海的人均口粮，与1979年温州应该差距不大。此外，镇海1954年有近900户渔民，盐业1940年产量最高达3929吨。

尤其镇海位于长三角，加上渔盐航运因素，商业应比具有大片山区的温州发达。因此，上世纪30年代，镇海生活状况总体好于1979年温州。

上世纪60、70年代，笔者目睹原镇海范市至龙山一带，村庄几乎均为砖木结构的瓦顶楼房，绝大多数系新中国成立前所建。视线所至，几无草舍，是1979年温州无法比拟的。

龙山至范市间的农居，起码已有百年以上历史，2024/1

镇海人闯沪的具体原因，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动机下，最大化激励，最小化约束，形成“四最模型”，居宁波各县前列。

1、最低化迁徙成本，地域相近及航运快捷

宁波诸县，镇海至上海最为方便。甬江作为宁波赴沪通道，两岸多半属镇海。出宁波城的孔浦，就是镇海的清水浦镇，1223年即有码头。招宝山下的镇海县城，系甬江出海口，唐朝已有船靠泊。

出海如此便捷。镇海商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苏州开设“孙春阳南货铺”；清嘉庆年间（1760-1820），方亨宁孓然一身在上海开了家小店，开创镇海方家在上海经商先河。1862年沪甬有定期班轮，赫德——时任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4月12日搭乘“皇帝”号去宁波，“船上有约200名中国乘客”（P11）。

当时陆路交通异常艰难，非目击者难以理解。1860 年期间“那时由法租界到董家渡，最快的走法是乘船溯黄浦江而上，因为河岸上一年四季都无法通行，即使可以走人，至少车辆是不行的”（注12）。按，上海法租界到董家渡，直线距离一二公里。

阿德哥虞洽卿1914年在家乡——原镇海龙山，建栈桥长达2000米的三北码头，给镇海人提供了宁波其他县所没有的便利。

所谓镇海在宁波各县中距上海最近，即缘于此。且因竞争，沪甬线统舱票价一度低至0.25元。

虞洽卿故居内保存的界碑，2011/2

2、最弱化迁徙约束，渔盐航运的商业文明

宁波诸县，镇海的商业文明为最。在镇海，并非贫穷驱使镇海人背井离乡，而是商业精神和对生存改善的冲动，促使镇海人闯荡上海滩。

镇海陆域海岸线约110公里（注13），在唐朝是全国105个有盐县之一，直至10余年前这一带尚有渔民出海捕捞。虞洽卿家乡的龙山，当地又称泥螺山，像极了倒扣的泥螺，“龙山黄泥螺”是这一带著名美食。靠海的特点促进当地沙船业发展，而沙船可追溯至唐宋时期。

渔盐航运是高度商业化产业，镇海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传统农区。这里的居民不保守，不安于现状，喜闯荡，血液中流淌着商业冲动，农耕文明为主体却有海洋文明元素。

笔者一位前辈，是上世纪50年代这一带的目击者，她说“从范市以西的观海威（观城）沿路往东至镇海、宁波，都是半工半农的家庭，所以沿海百姓生活富裕，每个村庄里都有出门工商大户大老板，高墙内的大房子，阔气得很”。

3、最强化迁徙激励，巨富家族的羊群效应

宁波诸县，镇海最早在上海形成富豪群体（注14）。上海开埠前，即有郑十七房的郑家，桕墅方的方家，小港李家等，活跃于上海，积累巨额财富，是宁波其他县所没有的。这对后来者形成进入壁垒，且形成镇海商人的自我增强效应。

上海开埠后，这些家族传承光大，事业扩张，新的镇海富豪家族相继登场。包括叶澄衷、包达三、徐圣禅等，他们吸引和帮助乡人闯沪。

叶澄衷家族最富，但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山人虞洽卿的社会影响最大。原镇海的龙山至范市一带不少人受虞洽卿影响而闯沪，一些人得到过虞的直接帮助，甚至接济。虞洽卿在龙山建三北轮埠码头，固然是商人逐利，一个重要愿望是为乡人闯沪提供方便。

虞洽卿故居内的牌匾，2011/2

4、最优化人口迁徙的双向选择，避免马尔萨斯危机与获得优质人力资本

宁波诸县，当时正面临马尔萨斯人口危机威胁，镇海也不例外。

镇海这一带的经济虽相对稍好，但仍抵不过人口增长快于农业增长的威胁，当时鄞县甚至出现“宁波熟，一餐粥”状况，即无论大米收成多好，整个产量只能满足每日一餐（注15）。镇海人进沪，相当于小农尚未破产之际，乡村居民尚未被贫穷击倒之时，选择新的活路。

恰值上海向他们招手，闯沪成为最佳选择。他们也是上海建设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本。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当时急迫需要劳动力。“1856 年的 7 月，有十二只船载着近两百户天主教徒从南京附近来到我们租界，要求法国给予保护，……这真的是送上门来的劳动力”（注16）。

事隔多年，情况依然如此。上海公共租界人口，1865年9.3万人，1935年116.0万人，年均增长3.7%（注17）。1982三普至2020七普，浙江人口增长最快的杭州市区，年均增长3.4%，仍比上海公共租界低0.3个点。

镇海人闯沪与小农破产而被迫外出根本不同。

他们不是流民。他们固然是浙江最早的农民工，但又不能简单地类比为农民工。他们在家乡的生活尚且过得去，他们接受过商业文明熏陶。他们有亲戚、同乡等引荐，闯上海前就找好了工作地和居住地，这也是美国历史学家韩起澜感到宁波人不同于其它地方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注18）。

当镇海人在上海立足，有了几个小钱时，又喜欢在家乡置业，反哺原籍，这也正是笔者60年前看到三北一带村庄透着一股低水平富足之气的一个原因。

人均耕地比较，进一步清晰看到镇海人口百年大迁徙的影响。1979年，温州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0.582亩，镇海1.103亩，镇海是温州的1.9倍。镇海与温州一样，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均不大，镇海和温州均曾遭日军侵占控制，所以两地这些影响大致相同，可忽略不计。镇海人均耕地大幅高于温州，主因是闯沪。

三、镇海人及其共同文化符号

镇海行政区划多次变动，于1954年后一拆为三。

一部分是1954年拆分给慈溪的龙山至范市的10个乡镇；另一部分是1984年设立的滨海区，扩大后于1987年改名为北仑区；第三部分是现镇海区，1951年以来陆续并入原慈溪县若干个乡镇。

为减少争议，本文所谓镇海人，以1994年出版的《镇海县志》记载为准，即依据1954年10月之前的行政区划。这比较不利于慈溪，深表歉意。

得替慈溪说一句公道话，其历史文脉遭受大割裂。

慈溪于唐开元26年（738）置县。至1954年，已历经1216年，其原县境在这一年大调整，7区仅剩观城和鸣鹤两区（注19）。

在那次计划经济式的区划大调整中，慈溪丧失了原县城——慈城，新县城为原余姚浒山镇。杭州湾棉区绝大多数为慈溪所拥有，但棉铃生长恰值台风季节，改革开放后有学者指出，这一带并不适合棉花种植。1984年后，棉花种植逐渐减少，一些地方已无踪影。

“三北”是这一带民众共同的乡土符号和文化记忆。这块土地原本系镇北、慈北和姚北，通称“三北”，盐炒豆、豆酥糖是共同的名产。三北轮埠公司，即系虞洽卿1914年创办。我党1941至1945年，曾在这一带设“三北工委”。慈溪1994年曾将原田央乡设为三北镇，2008年撤消。

“三北人在上海”，本文标题或许这样改更合适一些，但愿这将是笔者下一阶段工作。

上一篇 现代浙商起源（1）：镇海人在上海

注释

注1、《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P163

注2、同上P163

注3、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海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P281、334、367。

注4、同注1，P163

注5、同上，P16

注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P90

注7、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P35

注8、同注3，P53

注9、同注1，P357、P358

注10、《浙江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一九七九年》浙江省统计局1980

注11、【美】凯瑟琳等《赫德日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P109

注12、缺少原镇海县的海岸线数据，系笔者以卫星地图测量。

注13、【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178

注14，维基百科“宁波籍上海人”条目52位在沪商人籍贯，分属镇海、余姚、鄞县、慈溪、定海和奉化6县，其中以镇海商人最多。另，镇海1687年前为定海县，曾辖现舟山，故也有人把舟山在沪商人列入宁波帮。

注15、同注3，P69

注16、同注12，P140

注17、同注6

注18、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2004，P10

注19、《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