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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卓勇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央企喜欢称自己为共和国长子。国资委主任这么说,一些老总们也这么说,大概央企是以此为傲的。

我们浙江第一农民老顾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长子应该是孝子,“共和国长子”应该是“共和国孝子”。长子是名,孝子是实,名实必须相符。那天他在一个座谈会的这些话,博得了满堂彩。

从央企对于国内重要资源的垄断而言,这个长子确实地位显赫。中国的央企大都是大型资源型垄断企业,民企是很难进入的。就拿移动通信这个领域,小小一个台湾岛,就有八个GSM运营商。前几年我从厦门乘船靠近金门岛,果然看到手机上有这些信号。后来在境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喜欢搜一下当地有几家移动公司,通常都是好几家。可是中国的广阔天空,却无法容纳更多的移动运营商。这些或许我们应该容忍。因为凡事总得有个过程,先让长子们这么干着,然后再慢慢放开市场。

央企们占着好田,收成也很好,可是却时常令家人不满。这几年时不时地闹气荒油荒。油价总是涨得快,降得慢。电信收费怎么着都比美国贵。而在房地产领域,像日本的道路公团这样的机构,总是造了房,低价卖给中低收入者。我们的央企却来凑“地王”热闹,弄得家里那些钱少的主儿怨声载道。

最让人不满意的是他并不孝敬家里的老人,这简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动。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垄断央企得到大量垄断利润而很少分红,只有10%的利润上缴财政。而在国外,垄断企业上缴利润的60%给财政。可见中国的央企,虽然自称“共和国长子”,却未必见得是“共和国孝子”。

我前些年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认为现在虽然在竞争性领域已经高度市场化了,但中国经济的基座,却仍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中国的基础产业大都由央企掌控,一则这些企业效率较低,二则这些企业未必都按市场经济规律出牌,这就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大打折扣,相当程度地扭曲和影响了国民经济有效运行。

而且,央企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根源。这几天做一些中日产业结构比较的分析,中国行业间人均工资差距大大高于日本。中国银行业的人均工资是制造业的2.3倍,日本却只有1.4倍;中国电力行业人均工资是建筑行业1.8倍,日本却只有1.3倍。这些高工资高收入单位,基本都是所谓的央企。

七八年前在一家电厂调研。来到一个空旷的车间,看到一些三四十岁的妇女在聊天。我好奇地问,难道这些人的收入也有八、九万元?陪同我的科长不假思索地说,是啊。即使现在,这也应该是一份不算低的薪水。这位科长又悄悄地跟我说,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意思是一些权力人士的太太或亲戚。

我在这个厂里转悠,猛然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看到十几辆崭新的豪华大巴。我顿时疑惑地看着陪同我的科长,科长说,厂里职工基本都住在二三十公里的城里,这些大巴是接送用的,每天就早晚开两次。科长又解释,因为上面提倡职工住本地小镇,所以这事不能让上级知道。轻松愉快地拿着高工资,又享受着高福利,真的是很开心啊。

改革开放头几年,政府为了搞活国有企业,采取了不上缴利润,用于技术改造的政策。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央企还在借口对国家的特殊贡献,尽情地享用着宝贵资源,却很少上缴自己的红利。这种做法,可以说和一些上市公司送股派股不分红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共和国长子”对于这个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实在是与一些民企没有太大区别。

与央企的高收入相比,作为“共和国长子”父亲的中国农民的收入,就相形见绌了。2009年,中国7.1亿乡村居民的总收入为3.67万亿元,只有中国财政收入的53.6%。农村与城镇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城镇是农村的3.3倍,比1990年扩大了约1倍。

所以老顾和中国的其他学者一样,强烈呼吁以央企红利来建立农民保障基金。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手段,来提高农民收入。既然是长子,家里人还是寄予了无限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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