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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拓展的壁垒

消除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拓展的壁垒

卓勇良

如果娃哈哈把投向山寨版茅台的150亿元,在省内设立金融机构,或在省内投资经营金融产品,娃哈哈不仅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拓展,逐步实现自身的重大战略转型,更可使这些资金对浙江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这只是假设,却可看出浙江经济的尴尬。一方面,省内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2004至2012年,浙江投资增速只有全国六成多,居各省份倒数第三;另一方面,省内大量资金投向省外,大规模地在省外复制传统产业,甚至一定程度成为全国粗放增长越演越烈的推手。如在首都圈重化工业产能过剩,加剧首都圈大气污染中,就有浙江民间资本的身影。

当前创造浙江发展新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省内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拓展。这抑或是出于把钱留在省内的“自私”心理,更不如说是出于加快浙江转型发展的战略考虑。推进民间资本向金融拓展,直接效应是让有钱而投不出去的企业,与有活力而找不到钱的企业结合起来;另一个直接效应是让浙江的“土豪”,真正发展成长为产融结合的现代企业;更重要的效应,是以民间资本增强民间活力,再创浙江发展新格局。

从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规律。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早期的金融控股集团基本都是以产业资本为支撑和核心。纵观世界500强,80%以上的公司均有过成功的产融一体化的经营经验。列宁则认为,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资本。

上海在上个世纪30年代,金融业发展迅猛。上海当时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128家分支行。当时的四家政府银行的总行都在上海,在全国各地有491个分支机构,放款占全国银行放款的55%,存款占全国的59%。共有27家外商银行,远超中国其他地区。当时全国12信托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的有10家。当时浙江大量游资进入上海,据“文革”前曾任宁波副市长的民族资本家俞佐宸回忆,1930年代仅宁波一地,就向上海投放白银二三千万两之巨,当时宁波灵桥至新江桥的江厦街,钱庄云集达百家。

央企早已把金融业作为战略性的发展领域。东风汽车于1987年5月成立财务公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企业向金融业拓展的标志性事件。1992年首钢公司发起成立华夏银行,据说是拉开了中国工业企业集团投资金融的帷幕,大牌专家当年多认为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积极的重大事件。目前几乎所有的央企都涉足了金融领域。比较典型的如中石油,旗下有庞大的金融系,包括财务公司、人寿保险、基金、信托、证券、银行等。昆仑银行原系克拉玛依市的城信社,中石油多次增资,终于在2010年4月将其收为控股银行。

令人遗憾的是,浙江民间资本虽然称雄国内,也正在走出国门,但却长期与金融业难以亲密接触。浙江民间长期就有大规模金融活动,且对浙江发展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却一直受到制度性金融的排斥和打压。即使当前正在推进中的温州金改,也仍然没有改变其看低民间金融的态度。一句“阳光化”,暴露出了置民间金融为制度性金融对立面的潜意识。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已难以找到对于民间金融的歧视性条款,但现实当中仍存在明显的“玻璃门”,设有文字上所没有的种种关卡。中国不缺银行,缺的是民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无缝对接,缺的是民营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有效激活。我们当然完全能理解监管当局对于金融安全的偏爱,但中国金融业如果长期不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其对中国改革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有可能超过金融风险的危害。是在金融改革中增强金融监管能力,还是在金融封闭中追求低水平的金融安全,应该是一笔比较算得清楚的账。

关于推进民间资本向金融业拓展的题目,早就提出来了,但长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加快金融改革,逐渐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壁垒的一个重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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