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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我们这个单元是一位来自安徽的50岁左右阿姨,已两三年了。慈眉善目,工作顶真,因不好意思细问,不知她姓名。

之前的那位保洁阿姨,也干了两三年。那是一位近60岁的农村女性,干活细致,看到我时脸上总挂着笑意。那年下半年她跟我说,回去过年后就不回来了,有点惋惜。

现在的这位保洁阿姨,总是麻利地有条不紊做着工作。每次看到我送外孙女上学回来,她会笑着说:

“下班了!”

意思是我刚刚送宝宝上学是“上班”。这一问候令我很开心。

哦,咱还在上班,多么美好!

上班的人希望早点退休,退休的人想象着上班。世事起伏变化,循环往复,每一循环似乎都是旧时的复制。其实不然,这是生活的延续。惟延续,方显存在意义,而存在一定会有变化。

她跟我说,第一天做这工作时,累得不想再做,但不做这个又能做什么呢?坚持下来了。

她还有别的活,有时晚上七点多,看到她一脸疲倦从别的楼里出来。

我们废弃的那些纸箱,物业规定由保洁阿姨处理。我有一次听人议论,说是每月也是一笔蛮好的收入,但有些人家是要去卖钱的。楼道里定时有人来张望,就是要拿这些纸箱。我有一次发现了来不及阻止,她知道后也不生气。

“随他们去吧”。

我们家有一次换洗衣机,我问她有拿到那个大纸箱吗?她说“没有啊”,一点气恼的样子也没有。

资源有限,一些人先下手为强。保洁阿姨失去应得利益,却依然平和。贫穷让人动作变形,小小楼道,居然有丛林社会影子。工作辛苦,收入微薄,却又不失雍容大度。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所谓的贵族气质,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

物质充裕的社会,因为劳动力贵,丢弃纸箱是要付钱的,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她和丈夫在留下租了一间房,但下班晚,上班早,多半住小区地下室。我早上下楼拿牛奶,通常七点不到,碰到她相互问候。

“吃了吗?”“吃了。”

“吃什么呢?”“馒头。”

“有牛奶、鸡蛋吗?”“我泡奶粉,前几天有鸡蛋”。

不知怎么的我有点释然。保洁阿姨爱惜自己身体,照顾好自己,因为这样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

丈夫在工地工作,钱比她多。我自己也是从工地出来的,就随口说“工地蛮辛苦的”。她说,“哪儿啊,我觉得他比我轻松”。

她说,丈夫抽烟,喝酒,我说工地上都是这样的。

“一年没几个钱拿回家”。但似乎也天经地义,因为我感觉到她只是在告诉我事实,而不是在抱怨。

她有一女一儿。儿子在老家读高中,一个月坐大巴从安徽来杭州一次,享受家庭呵护。杭州已是他们家的基地,老家反而是派出机构。

奶奶照顾在家乡上学的儿子。“男孩子调皮贪玩,奶奶照顾不了,让他住校了。”我说费用很贵吧,她说还好。

说到儿子学习,她说“我们也管不着,成绩不行”。她说这些时,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怨天尤人,带着一点微笑,带着一点自我调侃。

“过日子嘛,就这样。”

元宵节后碰到她。“过年回家了吗?”“回了”。这时想起她年前跟我说过,于是问她:

“你不是说春节在这干活不回家了吗。”

“是啊,儿子来杭州,又跟他爸回去了,我在这干活”。哦,原来她说的是儿子他们回去了。

省外流动人口有强烈的定居愿望,他们连年也是在杭州过的。可他们在老家有房、有根,杭州的房价又如此不友好,他们在杭州只能是无根的浮萍。

她女儿大专毕业。因为找不到合适工作来杭州跟他们住一起,曾跟我说在四季青帮人卖服装。

“女儿也回老家了”,“自己开店,卖服装,是在朋友他们的县城”。我想起来了,她有一次说过,女儿有男朋友了,是老家的,也许是跟男朋友一起开店了。所谓开店,也就自我雇佣而已。

我当即问,“生意好吧”,“不会亏钱吧?”后面这句不应问,但有什么办法呢,典型职业病,经济形势不利于创业啊。她倒是立马回答我:

“还行,赚点生活费。”

“好啊,做老板了,恭喜恭喜!”我和她两人都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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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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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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