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慈城古镇东门，2024/11

两三年前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上级部门选择乐清实施一个县城试点。对了，叫“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试点”。

当时比较惊讶。乐清是市，很可能出浙江第10个人口百万的城区，怎么仍是县城？

概念是行动的指南，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连概念也弄不拎清，遑论做事。

康德说，“不通过范畴，我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表象；不通过与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观，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被思维到的现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P110）

康德还指出，“直观和概念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同上，P51）。如果由直观而形成的概念不准确，就较难形成足以指导实际的知识。

县在中国是个古老的概念。唐德刚认为，县的来源是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不愿给诸侯过大的封地，又不愿封太多的异姓诸侯，导致一些土地“悬而未决”，只能派人暂管，称为“悬之”，后来演化为“县”。不过这一说法存疑。

县较为人接受的来源，是春秋时期大国获得土地后，不愿分封给贵族，于是设置为县，或许就有悬而未决的意思。直接设置并管理县，最早始自元前6世纪的楚国。县城即县政府所在地，相应地，府城即州府所在地。文章开头提到的试点，其名称就有一些问题。

一是同义反复。在一个县里实施城镇化试点，县城当然是重要载体。如果旨在突出县城，那就实施“加快县城促进区域城镇化试点”。不过有人会说，这指的是整体的城镇化推进。那么在城镇化中，县城是重点吗？

二是县城并非浙江城市化重要载体。浙江33个县的城镇人口，2020年合计810.7万，占全省城镇人口19.3%，2024年合计889.6万人，占全省17.7%，低了1.6个点。即使县级市和县的城镇人口合计增量，2024年比2020年，仅占全省城镇人口增量的21.0%。

三是不能把县级市作为县来对待。既然是县城试点，就应该找正儿八经的县城。如果市也能参与县的试点，似乎低看一眼了，或许就不需要县改市了。这与早些年上海人遇到外地人，通称为“乡下人”，似乎没什么区别。

我最早印象中的县城，是一个用城墙围起来，方方正正，数平方公里大小的地方。这是四五十年前抗战电影，以及大量抗战小说留下的印象。20多年前去九寨沟，途见松州古城，我想县城大概就这样子吧。

日本现在也使用县的概念，但这是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我们的省。他们没有县城的说法，县政府办公的场所，叫县厅。

县城用来定义浙江当今县市政府所在地的城区，且出现在政策性文件上，倒也不至于完全错。但不知怎么，总有一点时光倒流的感觉。

不能把按照中西部和东北三省状况形成的做法，原封不动施加于浙江。浙江人均GDP是这些省份算术平均的1.7倍，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与这些地方有很大甚至本质的不同。

首先，县级市不是县，市政府所在地不应说成县城。浙江目前有20个县级市，2024年，这20个市的城镇人口100万以上有5个，50万至100万有7个。其余8个市，最大的平湖市有城镇人口49.6万人，最小的龙泉市有城镇人口17.8万人。

——这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治理，与传统的县相去甚远。浙江的这20个市的市政府驻地，2个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区，11个是50万人口以上的城区，其余城区除龙泉外起码10万人以上，再称为县城，好像有点扯。

其次，浙江有些县系因现行县改市体制不合理，才不得不仍是县。这些县的县政府所在地，习惯上已很少称其为县城，这至少可有嘉善、德清、海盐等。

——县改市缺乏公开透明程序，我国至今仍缺《城市法》或《城镇法》。龙泉1990年县改市，比较奇怪；玉环当年人均GDP是龙泉1.4倍，2017年才改为市，人均GDP已是龙泉1.7倍。

第三，全省33个县有20个县的城市化率60%以上，人口已以城市为主体。其县政府的所在地，仍称为县城，缺乏与时俱进精神啊。

——2023年这20个县的主要数据合计平均，一产比重5.9%，比全国低0.9个点；人均GDP 98606元，比全国高3.0%；农村人均收入的算术平均35706元，比全国高54.4%。每个县的镇建设用地平均33.7平方公里，估计其县政府所在地的建成区，平均大于20平方公里，多数高于Ⅰ型小城市标准。

这些年来，一些似是而非概念大行其道，或正是当下经济回落的一个原因。也许中西部及东北三省，县城概念仍有用武之地，但在浙江，县城这个概念正在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

浙江要挑大梁，关键是从浙江实际出发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然而如何认识和定义实际，又是一个大问题。这里有一个简单方式，就是尊重常识，回归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