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解放”胜利会师

卓勇良

　　“三个解放”首次出现在党中央重要文件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结合浙江实际，我觉得深刻领会“三个解放”的重要意义，是学习贯彻《决定》一个重要点位。这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推进“三个解放”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走在前列的关键。

　　从“两个解放”到“三个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解放思想”出现6次，“解放生产力”出现1次。这一最早出现的“两个解放”，是与当时中国面临的紧迫的思想路线，以及经济发展问题是一致的，是当时中国实际的真实反映。

　　“解放生产力”的提法不断完善。1992年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建议，在这句话上加了“社会”一词，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有意思的是，“两个解放”长期没有相遇。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35年内，“两个解放”都没有并列提出，始终是“两个解放，分别表述”，都是在文件中分别提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七大前的29年，“社会活力”这一提法，一直未曾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上。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社会活力”，不过是在描述句中出现的，即“社会活力显著增强”。所以直到十七大，增强社会活力一直没有进入党的重要文件，尽管实际工作对此是强调的。

　　“三个解放”对于浙江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从“两个解放”，到“三个解放”并列提出，是中国发展轨迹使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使然，体现了党中央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能力的逐渐深化。

　　思想不解放，党中央的具体举措就不可能“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有效推进。如何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就需要解放思想。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应该是浙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浙江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应该对民营经济畅开大门，决不能留有“玻璃门”、“天花板”，甚至是陷阱。

　　社会生产力不解放发展，就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没有收到成效。全面深化改革为了什么，最本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浙江经济目前正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迈进，按我们预测，大致可在2018年前后达到。但目前浙江经济瓶颈制约严峻、增速回落、转型缓慢，再考虑到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未能突破高收入壁垒的实际，这就出现了一些变数。目前需要加快消除障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进浙江经济跃上全球高收入水平。

　　社会活力不解放增强，就意味着人民群众难以以共享发展成果，精神文化发展就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并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刻领会《决定》“三个解放”并列提出的要求，根据浙江实际，也应该把包括文化等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作为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甚至在浙江的重要性高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治理、社会事业、社会结构、社会收入等方面越需要加快推进。这些年温台经济滞后于全省，与社会发展滞后有很大关系。

　　“三个解放”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三个解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必然，需要我们有全方位的视角和理念，审视浙江发展，转变浙江发展，提升浙江发展。三个解放是有机整体，少一个也不行；浙江发展需要方方面面并重推进，也是少一个也不行。

　　《决定》提出“三个解放”是实际工作的真实反映。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思想僵化、仍用“左”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还存在着物质生产上去了、精神生产下来了，产权保护缺失、精英流失、人心思走、创新驱动堪忧等一系列问题。

　　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眼光理解分析当下实际。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加快社会发展以增强经济转型升级动力，解放束缚于社会和市场主体之上的种种束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三个解放”所要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