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机关的时候，因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便拿统计年鉴当小说来读。1980及前后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是小32开，白封皮，内部印刷，只有200来页。那些枯燥乏味数字的后面，其实都有着鲜活生动的故事。

　　当时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嘉兴人均耕地1.11亩，温州人均耕地0.53亩，出现2倍多的差距。区域人口通常是区域土地产出的函数，长期的历史演进会导致人口和土地产出的均衡，所以除非在相隔不太长时间内有一些不寻常故事发生，否则在一个均质化区域中，是不会出现如此大的人均耕地差距的。

　　2001年，因为写《挑战沼泽》这本书，又去寻找嘉兴和温州人均耕地差距的原因。因为当时我已经提出，人均耕地较多，是嘉兴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原因；人均耕地较少，是温州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原因。

　　所以人均耕地差距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浙江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考虑到人均耕地差距应该是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导致的，因而历史进程也有“蝴蝶效应”，重大历史事件会影响百年后的现实状况。

　　答案终于在我研读一份关于浙江历史人口变迁资料时出现，太平天国战争是分析这一问题的钥匙。太平军四次入浙，两次攻陷杭州，尤其1861年以后，浙江和江苏一起成为太平军的重要基地，浙江大地上发生了一次次惨烈的战争。2006年出版的《浙江通史》记载，太平天国前的清咸丰九年（1859），浙江人口3040万人，战争后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浙江人口只有1084万人，减少了64.3%。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杭嘉湖地区是主战场，人口丧失较多；温州地区远离主战场，人口仍有所增长，这就是浙江人均耕地差距的主要原因。当时我利用改革开放后编撰的一些县志，分析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的人口变化。嘉善人口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减少65.3%，海宁人口减少65.7%，桐乡人口减少55.46%。湖州是重灾区，安吉人口仅为战前的5.3%，孝丰仅为战前的2.5%。温州人口根据曹树基等学者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后的人口，比战前增加2.6%。

　　2003年在安吉县高禹镇，与一些乡镇干部聊及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人口减少时，大家顿时七嘴八舌就说开了。这里当时是太平军进出浙江的通道，几乎“十室九空”。战后清政府动员大批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人口向这里迁移，当时叫“客田”，一些村庄至今仍会说安徽、河南话等，安吉县良朋镇现建有移民博物馆。所以杭嘉湖一带较少有繁衍百年以上的家族，也极少有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历史建筑。

　　文献记载战争直接导致死亡是“十仅一二”，绝大多数死于饥锇、疾病等。1861年12月太平军第二次围攻杭州时，城内有六十万人，两月下来已饿死十余万人，城破时四分之三人口死亡。高禹镇一位干部告诉我，他们的先辈当年从河南来安吉的时候，推门入室，发现家具完好，尸体残骸仍在床上，大概是饿死的主人。床上蚊帐看起来完好如初，只是一碰即成粉沫状。

　　中国史学界长期高度评价太平天国，未能客观展现太平天国战争对于经济社会的重大负面影响，尤其对于寻常百姓的巨大伤害。其实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导致浙江人口大幅减少的史实，几乎隐藏在任何一份关于浙江历史人口变迁的资料中。只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通俗地告诉我们，以至于像我这样一个欲探究人均耕地差距原因的人，只能长期在“黑暗中摸索”。

　　“洒向人间都是怨”是毛泽东词作《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一句。元曲当中也有一句与毛泽东的异曲同工之作，这就是元人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国历史上的大型农民战争，在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方面，并不与其它类型战争有太大区别。中国发展最终还是得仰仗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