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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慢得下来吗

卓勇良

还在读书的时候,1978年底第一次听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20年内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们一帮同学异常兴奋。不过当时大家对于翻两番是有疑虑的,觉得这是一个遥远而难以企及的目标。可是今天,如果以1978年的GDP为100,2010年则为2054,32年翻了四番多。

不过中国经济如果以欧美标准观察,简直遍地是问题,但这决不应该成为妖魔化改革开放30多年辉煌成就的理由。这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随意大小便,不给理由先大哭大闹,难得给个笑脸还得千哄百骗,可是没人会说,这小孩问题太严重了。对于中国经济也得像对待这个小孩一样,既要高度关注问题,也得充分看到成就。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太快了,应该慢一点下来。这个慢一点,应该是个要素配置概念,即更多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更多地注重经济结构的多重均衡,更多地注重经济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协调,更多地注重人自身的发展。然而即使这样,中国经济在一个时期内,还是不一定能慢下来。对此的理由,除了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因素外,是因为中国经济具有三大“红利”的坚实支撑。

一是“人口红利”。当前的用工荒,其实是个年龄荒,即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紧缺。高端用工方面,大学生供大于求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所以存在着开发高端人力资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大机遇;低端用工方面,存在着招收较高年龄段劳动力的市场,以及采取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手段,成本不一定就大幅增加。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一个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过渡期,距真正的人力资源全面短缺还有相当一段时期。

二是“后发红利”。后发国家可以大量利用性价比极高的先进适用技术,从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具有较高的资本产出率。20多年前,浙江的印染厂从香港进口小容量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现在则开始从意大利进口节水节染料型的喷墨印染机。进而看看瓦良格舰就知道,我们在技术上仍非常落后,所以这种后发红利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三是“政府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像中国的各级政府一样,如此拼着命地在抓经济。六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在嘉兴姚庄镇讲课,有镇干部到村干部和企业人员的三百多人参加。这种镇里主持的讲座,姚庄镇一个月举办一次。回来时司机告诉我,他周六不休息是正常的,休息是不正常的。其他镇情况也大致如此。政府抓经济当前确有较多问题,但这应该是七八个手指头对两三个手指头的问题。当然,十指连心,政府工作还是必须得有一个较大改进。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是这种多重红利支撑下的一个分配现象。人口红利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后发红利进一步提升资本所得,政府红利则大大提升了全社会资源要素的组织化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双双高达7.3%,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9.9%。由此导致了收入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格局,目前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致不到40%,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合计占GDP比重应该已高达60%以上。正是在这种长期持续的高积累格局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经济全速前进。

因此,除非外需突然全面萎缩,除非国内出现重大问题,除非分配突然向劳动倾斜,除非资本不再追逐利润,否则,中国经济在一个时期内,就不可能有较大减速。即使出现减速,应该也只是阶段性现象。这就像《乐府民歌》中《上邪》所说的那种情形,“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假定的条件不出现,假定的后果也不会出现。

当今中国能发展得快一点还是应该快一点。中国还不富,我们的人民还有太多的苦难;中国还不强,城市乡村和军队都需要加快现代化进程。马儿啊,你不能慢些走;高铁啊,你千万得处理好快与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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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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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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