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有人说得云里雾里，我却以为比较简单。就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四大要素在浙江的最佳结合和高效发挥，促进了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催生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正是他们，一手大批招聘中西部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发达经济体先进实用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创造了辉煌业绩。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容忍、支持乃至注重发挥企业家作用，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形成了当年说的“政府推动”效应。

各位，这就是本文说的导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大红利，可统称为改革红利。1）企业家红利，2）人口红利，3）开放红利，4）政府转型红利。

——企业家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成为耀眼的专有名词。他们冲破重重阻碍，成为社会资源的组织者、运用者，以及市场经济大厦建设的主力军。浙江是全国企业密度最高省份，2017年，浙江每万常住人口拥有规上工业企业7.1家，是全国平均的2.6倍，列全国第一。2018年，浙江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的市场主体密度，更是高达160家。

——人口红利。其实就是一大批农民工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低的薪酬。1983至2011年，全国GDP年均增长10.2%，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劳动所得的低增长，促进了资本所得及政府收入的高增长。2010年，浙江流动人口多达199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36.6%，居全国各省份之四。

——开放红利。浙江二轻在改革开放前即已崭露头角，他们利用进口塑料粒子等计划外原材料发展起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管理、制度等知识，以及引进各种装备。浙江的通常情况是，越是行业领先企业，越是拥有更多和更好的进口装备。另一个重要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个10年，浙江外贸出口每隔10年增长10倍左右。

——政府转型红利。我10余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把这说成是政府红利，惹来不同意见。这里的转型实际是指，政府从政治机器转变为经济机器，从各种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裁判员，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容忍者、支持者和推动者，浙江政府转型显然稳居全国前列。

四大红利更确切地应称为四大要素。就通常情况而言，任一要素均只有与其他三个要素共同密切结合才能创造巨大红利；是一个相互增强、缺一不可的整体。所谓“××红利”，只是简略形象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要素是核心和灵魂，具有创造其它要素的较强功能，是浙江最强和最宝贵的资源。

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增长由此而生。1998至2011年，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13年间增长20倍，全国此期间增长10倍。同期，浙江GDP年均增长14.2%，全国12.0%。企业家要素领先，其它要素大幅增强，密切结合，高效发挥，奠定浙江今日之辉煌。

然而，我们当下正在遭遇上述四大红利的整体弱化。企业家要素因民营经济的地位，历经20余年未有新的提升而弱化；人口要素因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以来出现净减少，已逆转为侵蚀资本收益而影响经济增长；开放要素因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加之其它复杂因素而遭遇阻遏；政府因对具体经济活动较多介入，以及缺少充分有效监督，导致经济运行成本正在提高。

中国经济2011年后若干主要指标断崖式下滑，最初主要是出口增长急剧下滑所致。然而2017和2018年，出口增长分别为10.8%和7.1%，GDP增速依然下行，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这四大红利在原有模式下已走到尽头。由这四大红利支撑的投资增长及其结构，以及资本结构、产业结构、政企关系等，均已出现若干问题而影响经济增长。

李克强总理提出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这里的关键亦正如克强总理所说，在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因此，重构四大红利，建构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要素结构，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紧迫性。

重构新的企业家红利，关键是提振当下和未来的两个信心。2011年以来已出现过一轮工业企业主动实施经营收缩的状况，目前正在出现第二轮的经营收缩趋势。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优化企业预期，制止企业的进一步收缩。好在“两会”已宣布大幅减税等举措，希望能不打折扣不走样地加快实施。

增强未来信心则尚待建构民营经济主体地位，调整若干重大方针政策等。其实关于重构企业家未来信心的重大基本理念，已经早已确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此后至十八大，每届重申。十八大报告进而第一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予以重申。

 什么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民群众自主创业和自主发展的权利，否则都是扯蛋。所以关于提振民营经济的未来信心，坚冰已经打破，建构已经不难，当前需要的是临门一脚。

重构新的人口红利，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旧的人口红利是对劳动的剥夺，这确有政策方面的若干重大疏漏，但也比较无奈。因为这主要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劳动价格较低所致，道德批判和政策干预基本无效。那么是不是在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下，仍存在着人口红利呢？如果转变思路，以新的视角看问题，回答是肯定的。

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下，如经济仍有一定增速，则居民收入增长将持续快于GDP增长。2018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低于9亿，为89729万，比2012年减少2469万人。2011至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7%，人均GDP年均增长6.6%，居民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快1.1个百分点。

正是这1.1个百分点拯救了中国经济。2011年以来，在主要经济指标断崖式回落下，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稳步上升，服务业占GDP比重稳步上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稳步上升，中国经济才没有出现甚嚣尘上的“硬着陆”。毛泽东曾在上世纪说过，长工资最得益的是工业部门。而这，正是我所谓的新的人口红利。

非常令人遗憾，相当一些人士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政策举措，一直来都强调“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实在今天，这一表述不仅不反映实际，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请问，如果真的是“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那么在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走到尽头情况下，如何增强消费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呢？如何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呢？如何塑造新的发展优势呢？

重构新的开放红利，关键是清醒估价开放需求和进一步打开国门。我们当前对于发达经济体的直接需求，最主要的是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而这唯有把国门打开得更大，才能有更稳固、更大和更可持续的多边和多层面的往来，才能形成更好的开放。2018年，全国进口原油4.6亿吨，进口依赖率71.0%；进口铁矿砂10.6亿吨，进口依赖率约74%；进口集成电路4171亿个，进口依赖率70.6%。其中的进口集成电路，可等效于进口知识。

中国经济的恢弘大厦立基于西方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之上，尤其是当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差距越来越小时，就更需要加大开放的大门。没有更大的开放，就不可能有下一步中国经济及浙江经济的较好发展。

重构新的政府转型红利，关键是缩减政府规模以及更好地做好“放”的文章。根据20多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较好指标。然而比较遗憾，这些年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事实上意味着政府规模有所增大。一些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更是高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显然并不符合“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

大幅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政府很喜欢说“引导”这样的话，但引导得了吗？30多年前，我听慈溪农民讲，政府提倡种什么亏什么。哈耶克引用亚当·斯密的话，“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其本人（是）在瞎劳神”（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社科版P59）。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确实比民间知道得多，那么在当下，最清楚地知道发展新动向的是民间，主要并不是政府。进一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活企业家，放活各种创业创新要素，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以及真正管好政府自己，是形成新的政府转型红利的基本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