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太行山与秦岭之间的孟津夺路而出，在河南大地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一般认为，定义文明起源大致需三个标志，铜器、城市和文字。河南是中国惟一具备这三个标志的区域，而这又与黄河有密切关系。

著名的良渚文化只有玉器和城市，而无金属礼器和文字，因此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能称之为文明。河姆渡遗址属新石器时期，没有铜器，更不用说文字了。三星堆遗址虽出土大量工艺精湛的铜器和玉器，但并无文字发现，只能认为是中华文明主流中的一股支流。

河南发掘有中华文明早期的多座都城。商朝在今河南安阳建都长达273年，在殷墟发掘的洹北商城，总面积4.7平方公里，大大超过了湖南常德城头山遗址面积。郑州发掘出了两座商朝都城遗址，其中位于现郑州市中心的郑州商城遗址，占地25平方公里。

河南发掘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后母戊鼎。这件青铜器原称为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32.8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铸造于公元前1190年前后。据说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1000公斤以上原料，且需大约二三百名工匠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管理水平，均已达相当高度。

河南是甲骨文惟一发现地。以当前已知的考古发现，尚无挑战河南这顶桂冠的地区。甲骨文所处时代是商后期，即公元前13至公元前11世纪。到目前为止，共在安阳小屯村附近挖掘出总数15万片左右的甲骨文，能区别出来的单字约4000多个，其中可识别的2000多个。

甲骨文与当下通用汉字已相当接近。不过有学者指出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文字，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作为一种成熟文字，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出现，应该有一个缓慢发育期。也就是说，自有比甲骨文年代更早的汉字的祖先。然而考古界至今尚未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系统的汉字雏形，至于一些零星发现，因其孤证的特点，并不能取代甲骨文作为汉字起源的地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史学界所谓的“满天星斗”，意思是中华文明有多个源头的说法，或许值得商榷。中华大地上确有多个文化并存现象，但除河南外的其他区域性文化，以当前的考古所知，最后均未发展形成文字。因此，中华文明发源地这项桂冠，非河南莫属。就像黄河无论有多少个遥远涓细的上游河流一样，我们总得以那个最遥远的河流为准，来确定为黄河源头。

还有一点，就是任何重要的文化现象，都不能取代文字的决定性作用。罗马毫不避讳其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关系，罗马的拉丁文字正是对希腊文字的继承；希腊也不避讳对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化的继承，最早的拼音文字雏形正是出现于古埃及。而汉字至今为止已知的最古老形态——甲骨文，仅是在曾作为商朝都城的河南安阳，才具有惟一的丰富发现。

河南凭什么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地？这就不得不说到黄河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在北方中国，太行和吕梁挡住了由西而东的水路，秦岭挡住了由北而南的水路。黄河成为一片广阔地区水系的惟一出海口，这包括陕甘宁，以及青海、四川、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这是导致黄河来水在时间分布上极不均衡的重要原因。黄河源头至孟津的流域面积70多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面积的9成多。孟津以上虽系干旱半干旱区域，但因流域面积广阔和降雨量的时空不均衡分布，导致不同年份间的黄河径流量差距悬殊。根据山西运城龙门站数据，最大洪峰流量是多年平均流量的20.7倍，最小流量则仅为最高流量的2.5‰。

从孟津至郑州的区域，是黄河的暴雨中心。如1982年7月底至8月初的一场暴雨，历时5天，暴雨中心最大24小时雨量734毫米，已高于河南省的全年平均降雨量。这样当孟津以上区域来水迅猛，与孟津至郑州区域暴雨相遇，更加剧了黄河径流量的高度不均衡性。我们从概率论角度言，这种“两水叠加”，每时期段内应有若干次发生。

黄河还有一个泥沙量巨大的特点。黄河自内蒙古的河口镇转而南下，直至山西的禹门口，长725公里河道，水面跌落607米。由此形成强烈冲刷的河床发育效应，将黄土高原分割两半，构成峡谷型河道。左岸是山西省，右岸是陕西省，因之称晋陕峡谷。区间支流平均每年向干流输送泥沙9亿吨，占全河年输沙量的56%，是黄河流域泥沙来源最多地区。

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河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文明总是在最便利处突破发育。黄河入豫后，自孟津至郑州，恰好是一个类似于尼罗河三角洲，广阔的峡谷型三角平原。从孟津而来、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枯水期淤积河槽，洪水期淤积于滩。即使是正常年份，黄河河床也会由于持续流量较少，大量泥沙沉积而萎缩。而一旦遇上流量较大年份，洪水必定冲出河床，恣肆汪洋一片。如果遇上“两水叠加”年份，很可能改变黄河河道。

这就导致黄河自孟津以东河段，河床在漫长历史时期中频繁的南北摆动。从而形成大面积的向下倾斜的淤积层，造就了肥沃而易于耕作的大片良田，有利于知识和工具均缺少的古代农业的发展。自有记录的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黄河洪峰从现黄河河道北侧70公里左右处宿胥口，即今淇河与卫河的合流处，夺河而走。

河南大地至今仍有不少黄河故道和早先形成的沟豁遗迹。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村，就是以村子东端一条近1公里长的小土沟而得名。陪同我的两位小伙告诉我，这是黄河改道形成和留下的遗迹。

据史书记载的资料分析，黄河壶口瀑布在至公元813年1583年间，平均每年向北推移1.05米。以此计算，那么壶口瀑布的形成已有6.5万年历史。也就是说，黄河从孟津夺河而出，至少已有6万年以上历史。进一步推算，孟津以下河段此期间至少发生了800次以上的大改道，而每一次大改道都是一次大面积泛滥淤积的过程。

我曾多次乘飞机飞越天山，从空中实地观察到洪水冲出山口后，形成的冲积平原的神奇迹象。在灰褐色的戈壁滩上，从山口向外，有一大片逐渐倾斜的深颜色扇型淤积层。

这也正是河南耕地成因，只不过作用更强，历时更久。利用谷歌地球测量，河南济源与沁阳之间的海拔约130米，向东近60公里的武陟海拔90米左右，在这高程下降的40米中，相当因素应是黄河持续大改道导致的倾斜式淤积所致。

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大都高度相似。早于中华文明起源近两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起源，得益于周期性的大水泛滥，以及开发沼泽导致的农业发展。黄仁宇曾说中华文明起源是得益于超细黄土易于耕作，使得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其实并不完全确切，因为超细黄土还需要黄河的水力作用，才能到达河南。由超细黄土而长期淤积形成的土壤，能在金属器具尚未发明之前，用木犁耕作，是早期农业文明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浙江大地，仍以森林和沼泽为主。由于组织能力缺乏以及铁器工具尚不具备，越人治水能力很弱，主要是居住于少数高燥区域，有专家推算人口仅30万左右，2015年末浙江人口5539万。大致在公元前472年前后，越王句践为取得更大发展空间，把都城从绍兴迁至今山东琅琊。

治水显然成为河南这块地方发展的一个要素。《史记》把禹作为夏朝第一人，所记第一事为治水，足见极不稳定的黄河是中华文明集体记忆中的大事件。

根据太史公所言，大禹治水主要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或许传说成分居多，但应该会有事实依据。总之是通过以导为主的治水以后，黄河泛滥改道的概率大大降低，这就有利于早期农业发展。

浙江的发展，正是在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治理鉴湖之后，大规模治水展开后加快的。在宋代，浙江曾一度是全国水利工程最多的省份。根据日本历史学家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即1070至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则有1980处，占全国18.3%。当时全国有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则有1048万亩，占全国29.1%。

河南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是一块更能养人的土地，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浙江。河南降雨量大致浙江1/3左右，无霜期比浙江少数十天。但河南每平方公里宜居土地人口，1978年达到651人，仅为浙江的72%。河南宜居土地面积大致是浙江的2.6倍，而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口相对于浙江的倍数，则高于这一数据。战国后期，河南人口约400万，浙江人口约40万，是浙江10倍；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河南省境内人口约1200万，浙江人口约76万，是浙江近17倍。

单位面积的宜居土地人口，是我于2010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因为不区分土地的宜居性，笼统说每平方公里面积有多少人口并无太多实际意义。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重大国情，就是多数人口居住于少数宜耕土地上。对于区域人口密度比较，只有采用宜居土地面积概念，才是有意义的。

河南人口大量前往他乡，成为中华文明传播扩张的重要原因，这也提出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一个重要依据。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导致人口较快增长。而当人口增长至一定水平，就会导致人均产出的下降，促使一部分人口不得不告别故土，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当然，在个别时段还有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因素。

人口流动导致文明发展和变迁，是世界史的一条重要线索。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不得不走出北方森林，南下跨越莱茵河及多瑙河。与此同时，罗马自由人的人口则增长较慢，为了守卫莱茵河及多瑙河南岸防线，以及用于其他战事，只得大量使用日耳曼佣兵。由此再加上其他因素，终于导致罗马帝国崩溃。

河南人口南下是江南汉族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浙江长兴、安吉县，以及紧邻的安徽广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丧失9成以上，清政府动员河南人移民浙皖，可免费渡长江，如今长兴安吉和广德一带村民甚至年青人，仍能说满口河南话。当今中国的前300个大姓，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前100个大姓，根在河南的有78个。

就象世界文明史上，先行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希腊和罗马，均非当前所在区域领先地区一样，河南这片为中华文明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土地，如今也落于中国区域发展的较后位次。

罗马所在的意大利更是悲摧。自6世纪至19世纪中期，意大利整体处于持续的动荡、分裂和落后之中。公元546年，领导哥特抵抗运动的托提拉，攻克被东罗马帝国占据的罗马城时，“据说城内仅存大约500平民”。令人很难想象，这居然是公元前210年前后，豪气万丈地击败迦太基将军汉尼拔时的那个罗马。就这点言，河南发展滞后并非个案，而是世界文明史的普遍现象。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如果总是想立于世界发展前列，就必须不断自我革命，持续推动转型。然而从世界五千多年文明史言，此类事件概率为零。先行国家和区域的落后总是难以避免，绝无永远的帝国。像罗马帝国那样，在欧亚大陆西侧存活近千年（公元前509——公元476），已可说是吉尼斯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