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挂职有多半时间，与一溉兄同一办公室。办公室在天山大厦四楼，走廊末端一间不大的屋子，就我们俩。两张桌子相接，两人倚窗相对而坐。那1993年仍在的天山大厦，应该早就拆了吧。
我是1992年11月初到的新疆。那天乌市大雪，飞机降在库尔勒。我第一次来西域，一切都十分好奇，所以非常高兴能先蹭一趟免费游。
当晚住的酒店，大大好于想象。第二天一早乘大巴去机场，我贪婪地盯着窗外。每见到一个穿民族服装的人，都会激发出一阵小小的激动。那些民族特色浓郁的建筑一一闪过，天地间一片白色。但路似乎很畅通，很快就到了机场。
来新疆前，看到隔壁办公室经常坐一陌生人。可是我这人不太关心周边，只知道埋头做自己的课题，竟然一直不知是谁。只是一次在食堂午饭，我问同事，说是新来的委领导，我居然没有深问。
直到临行前，并未能向一溉兄咨询有关事宜。当时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去外地调研，一直未能见到他。不过去新疆以前，我找到了新疆体改委伍成主任电话，很冒昧地和他通话。伍主任大概也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连连说，好啊好啊。听说伍主任2011年去世，愿他安息。
我到新疆体改委，一溉兄仍在浙江挂职。我们俩人的职务，都是体改委主任助理。我先是与陈国裕兄一个办公室，后来国裕兄调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我一度一人一个办公室，有点凄凉。
刚上班时。饭点时一年轻人在门外，笑容可掬地说，“卓助理，去吃饭吗？”小伙叫钟文余，高高大大，非常帅气。此后，只要有可能，小钟会都来约我一起去食堂。食堂在与车队共有的一个政府院子里，约10分钟路程，下雪天会难走一些。因为有小钟，这路一点也不觉得远。
一年多前小钟曾出现在我意识流中，那是我想念他了。然而写这文章时，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兴许是老年痴呆症先兆。于是在百度上寻找，未等百度跳出小钟名字，我已想起。这时百度上也出现了钟文余三字。这是他2000年前，与李周为等一起发表学术文章，被人引用过的痕迹，有好几屏被引用的容量。一个人只要努力，对社会有点贡献，是不大容易被人忘掉的。
春节后一天上午。办公室毕主任陪着一魁梧中年汉子，来到我办公室。我这人有时会来一点预感，觉得这应该就是一溉兄了。因为此前听说他已回来，马上就要来上班，与我做伴。
这头次见面，一溉兄就给了我强烈印象。像多数大西北男人一样，一溉兄说话带点磁性，偶尔会有一点胸腔共鸣。不像我们江浙人，声音直接从喉结处出来，多半比较干涩。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豪爽痛快的汉子。我座位身后有一个柜子，一天发现一本《1981中国统计年鉴》。我这人是数据控，如获至宝，当时就想占为己有，反正主人不在呀。我后来笑着告诉他这些思想活动，他立马笑着说，你拿去吧。
那年鉴现正静静地在我柜子里，原本的主人却已不在。人生有时很无厘头，似乎没什么道理可讲。
一溉兄名正言顺地开始当我的新疆问题老师。对于这块占祖国1/6面积的土地，我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一有问题就向他讨教，他当然也诲人不倦，每次总是很详尽地告诉我事情原委，直到我觉得完全了解为止。
我当时带了一本亨廷顿1968年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一次偶尔说起这书，他马上说，这是一本好书。我们俩居然不约而同说出了书中的一个句子，“半打上校就能改变一个政权”。亨廷顿是用这句话来形容非洲政局的不稳定，却被我们两人作为笑谈，如同联络暗号一般。俩人都觉得好玩，哈哈大笑。
当时我和单位同事一起去博乐调研。也不知咋的，随身带着这书。在宽阔无垠的戈壁滩上，看到绿色的低矮植物随风摇曳，我一阵激情，随手摘了两枝夹在书里。20年过去了，那干枯了的植物，仍被完完整整地夹着。有一次学生小宋和他的新婚妻子来家里，我拿出来给他们看，小宋肃然起敬，我瞬间愉悦。
一溉兄说，这前面还有一本讲世界政治的书，篇幅要小一些。他说是大学读书时知道这书，总之是非常精彩，可是书店根本没有，于是动手抄了下来。我刚巧也买过这本书，当时也是很贪婪一口气读完，感觉很痛快。然而数次搬家，写这文章时怎么也找不着那书。
过后却是偶然之中，突然发现那书。是［美］罗伯特·A·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译，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廷顿1997年又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也买了。不过陷于事务和贪玩，加之阅读兴趣转移，已缺少当年激情，一直没读。
一溉兄是一个具有战略思考的人。他告诉我，他喜欢在看书时摊着地图。他跟我说，新疆对我们中国具有非常重要战略地位。这块地就靠近西伯利亚铁路，如果失去新疆，中国的西大门就被畅开了。新疆是中亚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古人深知其战略重要性，汉朝军队曾打到葱岭以北。
刚到新疆时，有关部门陪我们去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我那时对新疆是一张白纸，是作为一个游客去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高高地踞于河岸之上。当时并没去细想，这两个古城，自汉以来，就有重要战略地位。
而在这片土地上，早在四千多年前，已有欧罗巴人深入至罗布泊。最早于1934年夏天被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小河墓地，后来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那些欧罗巴人就躺在那里，其中一位被称为“小河公主”。
西方有史学家认为，6000多年前的中东文明曾影响了华夏文明，理由是同时期黄河流域发掘出来的黑陶花纹，与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来的陶器花纹相似。文明相互影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也在不断学习和思考这些问题，但仅凭陶器花纹相似，就觉得中东文明影响了华夏文明，似有武断之嫌。
一溉兄对新疆这块土地有着非深厚的强烈感情。讲到张骞出使西域，讲到准格尔平定，讲到左宗棠和盛世才，讲到1947年三区的事，讲到王震治疆，讲到胡耀邦在西藏就民族问题谈话对新疆的影响，说来如数家珍。他退休后，有一次通电话，他说女儿在青岛，但他在新疆还有很多事。
我当时的同事李振扬，他那憨厚形象仍能浮现，是杂志主编。李的父亲一辈，大概在1947年，被民国政府作为花园口难民安置而来。和我一起出差去过博乐的牛敬芳，他们家在一个县里，几代前就来新疆了，新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当时跟着宋汉良书记去了北疆一些地方调研。刘致祥副主任带我去了不少地方。喀什体改委的华主任，派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送我去和田，王涤和刘小宇两位专程陪我。韩军兄来新疆时，先是一溉兄告诉我的。我和韩军兄也是凭着一辆北京212吉普车，翻越果子沟，在赛里木湖畔接触牧民，从博乐来到伊犁。
我当时觉得，新疆民族问题绕不过去的。全疆16个地州市，我去了15个，就塔城没去，新疆境内行程总计约1.8万余公里。朋友说要陪我去塔城，但已没有时间了。我把我在全疆看到的、听到的揉合在一起，不由自主把重点放到了民族问题的思考。
正是这种广泛的接触观察，我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当然绝说不上深入，只是凭着我当时不到40岁的勇气，发表一孔之见而已。以我现在的年龄和想法，应该不会这么去做了。
一溉兄对新疆民族问题有很深的看法，自然而然又成了与我无缝对接的老师。我经常把一些不成熟想法，说出来和他探讨，总能得到他的指点。当时还找了维吾尔族同事谈民族问题，他们毫无保留的直率，使我非常感动。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两次听取我的意见。在宋书记那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记得坐在那里，似乎有一点空间上的局促感。
第一次先是我向他汇报一些想法，大概用了近一小时。接着宋书记向我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其间又相互交流，差不多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谈话中，秘书多次进来，说是巴书记要找宋书记商量工作。宋书记请巴书记等等，继续与我的谈话。
宋书记说，他1954年进疆，1983年以后进入自治区政府和党委工作，一直在思考如何治理新疆的问题。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做法，盛世才有盛世才的做法，而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治理这块土地，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课题。
宋书记说，王震同志治疆，为我们打下了很好基础。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新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治理复杂性和难度加大。宋书记多次对我说到了列祖列宗这个概念，让我感觉到了宋书记背负着的重重的国家民族责任感。
当我知道宋书记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绍兴县后说，书记还是得回家乡看看啊。宋书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了笑。宋书记要我向平阳书记转告，感谢他们在新疆的投资。我这人不擅见官，但事后居然真的完成了宋书记嘱托。
回杭前夕，伍主任主持，为我举行了欢送座谈会。全委同志欢聚一堂，送别我这个浙江人。杨苏民副主任，刘致祥副主任，一溉兄当然责无旁贷，还有其他同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送别致辞。
会后，年长的庞义同志，专门送了我两斤新疆驼绒。往事历历在目，而我如今也到了他当时的年龄。
我当时激动得一塌糊涂。感觉近一年的新疆工作学习，是我人生的重大节点。我见证了雪山草原和戈壁沙漠，与中原山水的紧密相连；见证了辛勤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汉维蒙哈等兄弟姐妹们，与中原人民的血肉相依。
这也为我后来研究工作中的“大中国”视野，奠定了基础。我们浙江只是祖国大家庭中很小的一分子，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完全是依靠了祖国的博大精深，我们决不能局限于浙江来研究和提出问题。
临走那天晚上，办公室毕主任，陪着我到一些同事家中道别。最后一站是在维族女同事，阿依吐汗家，当时在场的还有刘茜等同事。
阿依吐汗的先生是自治区体工队的摔跤队医生，两口子老家都在伊犁。他说按照维吾尔人礼仪，分别时是要喝酒的。他满满倒了伊力特，我一饮而尽。我当时真心有点依依不舍，内心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惆怅和忧郁的感觉，居然喝了不少，误了次日的约定。
第二天一早，老克开车送我去机场。因为宿醉，忘了去拿小牟母亲替我们
一个20来岁女孩，带着母亲清晨起来刚炒好的羊肉，在乌市秋末冬初凌晨五时，天尚蒙蒙亮，独自等候。就为了那一分远去的江南水乡的友情，然而那车却没有停下。
这些都是1992和1993年之间的事，20多年过去了，一直不敢忘怀。
回来后，写了一些新疆散文，寄托我的情思。也包括曾给阿依吐汗写过一篇小文章，不过她应该不曾看到过那文章。其中7篇散文，承蒙报社同学厚爱支持，发表在《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上，收于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卜日石记一》。现内心有一些深深的自责，写得太少啊。
回来后一直与一溉兄保持联系。知道他去了党史研究室，也知道他一直被邀参加，事关新疆发展的一些重大事项的研究和讨论。
2010年底，我受邀去南疆新和县。因为此前一直没有再去过新疆，这一次非常高兴。事先设法联系上了牟晓英，请她协助联系其他同事，一起聚聚，想象着大醉一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行李已装上飞机，却因乌市天气不好而返回新和。没想到这个见一溉兄的最后机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前些天收到一溉兄太太
我们作为整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我们作为个体，不断地代代相传。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作为个体终究是要告别诸位兄弟和家人。我们当然悲伤，悲那逝者的未竟韶华；我们当然悲伤，悲那渐渐留下的凄凉。而最后，我们自己也会离去。
然而逝者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欢乐。《速7》虽然拍的不咋的，或仅略胜抗战神剧一筹。不过片子末尾对保罗·沃克去世的处理，却非常高明。他们并没有让悲伤来打扰观众，而是在“See You Again”深情抑扬歌曲声中，展现他们与保罗·沃克一起时的美好时光，让欢乐之神长驻观众心中。
兄弟您虽然先我而去，但您留给我的永远是那些美好的记忆；兄弟您虽然先我而去，但我未来的美好时光也定会有您的参与。
“When I see you again！”
（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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