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卓勇良 > 跨越大漠的美好记忆

跨越大漠的美好记忆

 

新疆挂职有多半时间,与一溉兄同一办公室。办公室在天山大厦四楼,走廊末端一间不大的屋子,就我们俩。两张桌子相接,两人倚窗相对而坐。那1993年仍在的天山大厦,应该早就拆了吧。

我是199211月初到的新疆。那天乌市大雪,飞机降在库尔勒。我第一次来西域,一切都十分好奇,所以非常高兴能先蹭一趟免费游。

当晚住的酒店,大大好于想象。第二天一早乘大巴去机场,我贪婪地盯着窗外。每见到一个穿民族服装的人,都会激发出一阵小小的激动。那些民族特色浓郁的建筑一一闪过,天地间一片白色。但路似乎很畅通,很快就到了机场。

来新疆前,看到隔壁办公室经常坐一陌生人。可是我这人不太关心周边,只知道埋头做自己的课题,竟然一直不知是谁。只是一次在食堂午饭,我问同事,说是新来的委领导,我居然没有深问。

直到临行前,并未能向一溉兄咨询有关事宜。当时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去外地调研,一直未能见到他。不过去新疆以前,我找到了新疆体改委伍成主任电话,很冒昧地和他通话。伍主任大概也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连连说,好啊好啊。听说伍主任2011年去世,愿他安息。

我到新疆体改委,一溉兄仍在浙江挂职。我们俩人的职务,都是体改委主任助理。我先是与陈国裕兄一个办公室,后来国裕兄调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我一度一人一个办公室,有点凄凉。

刚上班时。饭点时一年轻人在门外,笑容可掬地说,“卓助理,去吃饭吗?”小伙叫钟文余,高高大大,非常帅气。此后,只要有可能,小钟会都来约我一起去食堂。食堂在与车队共有的一个政府院子里,约10分钟路程,下雪天会难走一些。因为有小钟,这路一点也不觉得远。

一年多前小钟曾出现在我意识流中,那是我想念他了。然而写这文章时,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兴许是老年痴呆症先兆。于是在百度上寻找,未等百度跳出小钟名字,我已想起。这时百度上也出现了钟文余三字。这是他2000年前,与李周为等一起发表学术文章,被人引用过的痕迹,有好几屏被引用的容量。一个人只要努力,对社会有点贡献,是不大容易被人忘掉的。

春节后一天上午。办公室毕主任陪着一魁梧中年汉子,来到我办公室。我这人有时会来一点预感,觉得这应该就是一溉兄了。因为此前听说他已回来,马上就要来上班,与我做伴。

这头次见面,一溉兄就给了我强烈印象。像多数大西北男人一样,一溉兄说话带点磁性,偶尔会有一点胸腔共鸣。不像我们江浙人,声音直接从喉结处出来,多半比较干涩。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豪爽痛快的汉子。我座位身后有一个柜子,一天发现一本《1981中国统计年鉴》。我这人是数据控,如获至宝,当时就想占为己有,反正主人不在呀。我后来笑着告诉他这些思想活动,他立马笑着说,你拿去吧。

那年鉴现正静静地在我柜子里,原本的主人却已不在。人生有时很无厘头,似乎没什么道理可讲。

一溉兄名正言顺地开始当我的新疆问题老师。对于这块占祖国1/6面积的土地,我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一有问题就向他讨教,他当然也诲人不倦,每次总是很详尽地告诉我事情原委,直到我觉得完全了解为止。

我当时带了一本亨廷顿1968年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一次偶尔说起这书,他马上说,这是一本好书。我们俩居然不约而同说出了书中的一个句子,“半打上校就能改变一个政权”。亨廷顿是用这句话来形容非洲政局的不稳定,却被我们两人作为笑谈,如同联络暗号一般。俩人都觉得好玩,哈哈大笑。

当时我和单位同事一起去博乐调研。也不知咋的,随身带着这书。在宽阔无垠的戈壁滩上,看到绿色的低矮植物随风摇曳,我一阵激情,随手摘了两枝夹在书里。20年过去了,那干枯了的植物,仍被完完整整地夹着。有一次学生小宋和他的新婚妻子来家里,我拿出来给他们看,小宋肃然起敬,我瞬间愉悦。

一溉兄说,这前面还有一本讲世界政治的书,篇幅要小一些。他说是大学读书时知道这书,总之是非常精彩,可是书店根本没有,于是动手抄了下来。我刚巧也买过这本书,当时也是很贪婪一口气读完,感觉很痛快。然而数次搬家,写这文章时怎么也找不着那书。

过后却是偶然之中,突然发现那书。是[美]罗伯特·A·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译,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廷顿1997年又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也买了。不过陷于事务和贪玩,加之阅读兴趣转移,已缺少当年激情,一直没读。

一溉兄是一个具有战略思考的人。他告诉我,他喜欢在看书时摊着地图。他跟我说,新疆对我们中国具有非常重要战略地位。这块地就靠近西伯利亚铁路,如果失去新疆,中国的西大门就被畅开了。新疆是中亚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古人深知其战略重要性,汉朝军队曾打到葱岭以北。

刚到新疆时,有关部门陪我们去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我那时对新疆是一张白纸,是作为一个游客去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高高地踞于河岸之上。当时并没去细想,这两个古城,自汉以来,就有重要战略地位。

而在这片土地上,早在四千多年前,已有欧罗巴人深入至罗布泊。最早于1934年夏天被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小河墓地,后来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那些欧罗巴人就躺在那里,其中一位被称为“小河公主”。

西方有史学家认为,6000多年前的中东文明曾影响了华夏文明,理由是同时期黄河流域发掘出来的黑陶花纹,与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来的陶器花纹相似。文明相互影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也在不断学习和思考这些问题,但仅凭陶器花纹相似,就觉得中东文明影响了华夏文明,似有武断之嫌。

一溉兄对新疆这块土地有着非深厚的强烈感情。讲到张骞出使西域,讲到准格尔平定,讲到左宗棠和盛世才,讲到1947年三区的事,讲到王震治疆,讲到胡耀邦在西藏就民族问题谈话对新疆的影响,说来如数家珍。他退休后,有一次通电话,他说女儿在青岛,但他在新疆还有很多事。

我当时的同事李振扬,他那憨厚形象仍能浮现,是杂志主编。李的父亲一辈,大概在1947年,被民国政府作为花园口难民安置而来。和我一起出差去过博乐的牛敬芳,他们家在一个县里,几代前就来新疆了,新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当时跟着宋汉良书记去了北疆一些地方调研。刘致祥副主任带我去了不少地方。喀什体改委的华主任,派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送我去和田,王涤和刘小宇两位专程陪我。韩军兄来新疆时,先是一溉兄告诉我的。我和韩军兄也是凭着一辆北京212吉普车,翻越果子沟,在赛里木湖畔接触牧民,从博乐来到伊犁。

我当时觉得,新疆民族问题绕不过去的。全疆16个地州市,我去了15个,就塔城没去,新疆境内行程总计约1.8万余公里。朋友说要陪我去塔城,但已没有时间了。我把我在全疆看到的、听到的揉合在一起,不由自主把重点放到了民族问题的思考。

正是这种广泛的接触观察,我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当然绝说不上深入,只是凭着我当时不到40岁的勇气,发表一孔之见而已。以我现在的年龄和想法,应该不会这么去做了。

一溉兄对新疆民族问题有很深的看法,自然而然又成了与我无缝对接的老师。我经常把一些不成熟想法,说出来和他探讨,总能得到他的指点。当时还找了维吾尔族同事谈民族问题,他们毫无保留的直率,使我非常感动。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两次听取我的意见。在宋书记那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记得坐在那里,似乎有一点空间上的局促感。

第一次先是我向他汇报一些想法,大概用了近一小时。接着宋书记向我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其间又相互交流,差不多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谈话中,秘书多次进来,说是巴书记要找宋书记商量工作。宋书记请巴书记等等,继续与我的谈话。

宋书记说,他1954年进疆,1983年以后进入自治区政府和党委工作,一直在思考如何治理新疆的问题。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做法,盛世才有盛世才的做法,而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治理这块土地,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课题。

宋书记说,王震同志治疆,为我们打下了很好基础。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新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治理复杂性和难度加大。宋书记多次对我说到了列祖列宗这个概念,让我感觉到了宋书记背负着的重重的国家民族责任感。

当我知道宋书记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绍兴县后说,书记还是得回家乡看看啊。宋书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了笑。宋书记要我向平阳书记转告,感谢他们在新疆的投资。我这人不擅见官,但事后居然真的完成了宋书记嘱托。

回杭前夕,伍主任主持,为我举行了欢送座谈会。全委同志欢聚一堂,送别我这个浙江人。杨苏民副主任,刘致祥副主任,一溉兄当然责无旁贷,还有其他同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送别致辞。

会后,年长的庞义同志,专门送了我两斤新疆驼绒。往事历历在目,而我如今也到了他当时的年龄。

我当时激动得一塌糊涂。感觉近一年的新疆工作学习,是我人生的重大节点。我见证了雪山草原和戈壁沙漠,与中原山水的紧密相连;见证了辛勤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汉维蒙哈等兄弟姐妹们,与中原人民的血肉相依。

这也为我后来研究工作中的“大中国”视野,奠定了基础。我们浙江只是祖国大家庭中很小的一分子,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完全是依靠了祖国的博大精深,我们决不能局限于浙江来研究和提出问题。

临走那天晚上,办公室毕主任,陪着我到一些同事家中道别。最后一站是在维族女同事,阿依吐汗家,当时在场的还有刘茜等同事。

阿依吐汗的先生是自治区体工队的摔跤队医生,两口子老家都在伊犁。他说按照维吾尔人礼仪,分别时是要喝酒的。他满满倒了伊力特,我一饮而尽。我当时真心有点依依不舍,内心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惆怅和忧郁的感觉,居然喝了不少,误了次日的约定。

第二天一早,老克开车送我去机场。因为宿醉,忘了去拿小牟母亲替我们家太太做的炒烤肉。前些天跟大伙聊天,我说新疆的羊肉太好吃了,特别是炒烤肉,真想给太太带一点回去品尝。小牟说,这很简单,让我妈早上做好,你带到家里可能还是热的呢。后来小牟说,她清早起来,就一直在四岔路口等我。

一个20来岁女孩,带着母亲清晨起来刚炒好的羊肉,在乌市秋末冬初凌晨五时,天尚蒙蒙亮,独自等候。就为了那一分远去的江南水乡的友情,然而那车却没有停下。

这些都是19921993年之间的事,20多年过去了,一直不敢忘怀。

回来后,写了一些新疆散文,寄托我的情思。也包括曾给阿依吐汗写过一篇小文章,不过她应该不曾看到过那文章。其中7篇散文,承蒙报社同学厚爱支持,发表在《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上,收于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卜日石记一》。现内心有一些深深的自责,写得太少啊。

回来后一直与一溉兄保持联系。知道他去了党史研究室,也知道他一直被邀参加,事关新疆发展的一些重大事项的研究和讨论。

2010年底,我受邀去南疆新和县。因为此前一直没有再去过新疆,这一次非常高兴。事先设法联系上了牟晓英,请她协助联系其他同事,一起聚聚,想象着大醉一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行李已装上飞机,却因乌市天气不好而返回新和。没想到这个见一溉兄的最后机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前些天收到一溉兄太太刘翠女士电话,嘱我写些文字,我当即应承下来。《旧约·创世纪3》中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芸芸众生,原本即是世上匆匆过客。能为逝者效劳,能给未亡人带去慰籍,那是生者的荣耀。

我们作为整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我们作为个体,不断地代代相传。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作为个体终究是要告别诸位兄弟和家人。我们当然悲伤,悲那逝者的未竟韶华;我们当然悲伤,悲那渐渐留下的凄凉。而最后,我们自己也会离去。

然而逝者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欢乐。《速7》虽然拍的不咋的,或仅略胜抗战神剧一筹。不过片子末尾对保罗·沃克去世的处理,却非常高明。他们并没有让悲伤来打扰观众,而是在“See You Again”深情抑扬歌曲声中,展现他们与保罗·沃克一起时的美好时光,让欢乐之神长驻观众心中。

兄弟您虽然先我而去,但您留给我的永远是那些美好的记忆;兄弟您虽然先我而去,但我未来的美好时光也定会有您的参与。

When I see you again!”

(写于2015916日,修改于2015-11-7 杭州)

 

推荐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