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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看,浙江经济也应该是一种轮回。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在持续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全国领先的快速增长之后,出现当前的相对性低增长,乃至整体的增长低迷,应该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况。

  从表面因素分析,导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当前落到全国末位的主要是三个“不”字。一是要素不够,突出反映为建设用地极其短缺,一个发达县市全年用地不到千亩,甚至仅数百亩,不仅传统产业在本地扩张受限,新兴产业发展也遭遇建设用地缺乏弹性的阻击;二是结构不适,浙江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一些地方甚至四十年如一日,不适应国内增长格局变化,出现了传统行业“失速”,高新产业推动较弱,服务业对增长贡献有限等状况;三是服务不周,外地政府对浙江企业热情有加,苏北宿迁各级政府专门向外来投资者派遣“帮办”小组,浙江企业在省内却难以受到这种热情关怀,失落感油然而生。然而这三个“不”字均有非常深刻的客观原因,是三个难解、甚至是无解的结。

  建设用地是浙江死结,中央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实施无弹性控制,地方缺少回天之力,而且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一定利润率,农民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调整现有用地难度较大。

  产业升级是浙江的心结,浙江创业史仅短短三十余年,创业者们还来不及积累和增强人力资本,且由于劳动密集型市场特别广阔,产业优化升级缺少足够的知识准备和市场激励,以及企业家精神推动。

  政府服务是浙江的难结,浙江企业数量众多,加之资源有限和政府改革滞后,虽然浙江自认服务比较规范周到。然而也必须看到,各级政府基本不可能像外地政府那样“热情”地、一对一地满足企业在土地、财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加快政府改革则是国内一大难题,甚至也是全世界一大难题。

  当前经济社会体制也不利于浙江人活力的进一步高度发挥。传统体制下的草根活力释放已经走到尽头,资源环境低效甚至受损的粗放式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民间和基层为主的草根式改革也已经走到尽头。同时大企业“去浙江化”和中小企业“去实业化”趋势越演越烈,降低了省内投资增长速度,减少了省内商业机会,进一步影响了草根创业。

  浙江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部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解决或改善,但多数较难解决。而这一状况,很可能若干年内都将持续存在。因此,除非用地等要素制约突然有一定解决,除非大量境内外高新企业突然在省内投资,除非浙江各级政府突然全面增强和改善服务,否则浙江经济将在一个时期内,持续保持相对低增长趋势。

  先发区域在一个时期内不占据全国领先发展位置,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乏先例。位于日本东京与大阪之间的静冈县,1955年至今,GDP占日本比重经历了“两上两下”变化。1962至1977年,静冈县GDP增速放慢,占日本GDP比重从3.2%下降到2.9%,这一下滑期长达15年。静冈县随后又经历了GDP增长两次起伏变化,终于在1993年再次迎来了GDP占日本比重的上升期,2006年GDP占日本达到了3.3%的历史最高位,2007年人均GDP居日本第3位。

  就当前浙江而言,个人觉得首先是积极做好两件事。一是正视形势,沉着应对,既要充分认识到浙江经济正处于一个相对低增长时期之中,也要充分认识到这是浙江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深入分析,清醒认识,努力做好应对之策。二是练好内功,重铸优势,自然界的冬天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表面看寂然无声,暗中却在酝酿更大的发展,练好内功的着力点是深化改革,特别是下决心加快政府改革,努力推出对于全局有震撼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加快提振各方信心。

  浙江发展本质上是挑战困难的产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经济年年难过年年过,交出了一份份辉煌的成绩单。浙江当前局面远好于当年,我们应牢牢确立较快度过当前困难的坚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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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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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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