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热门话题，或有无奈选择的因素。与消费相比，出口与投资的预期更加不佳。

一、出口增长的困窘

出口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1980年以来出口按美元计，第一个10年至第四个10年，出口增长分别是3.4倍、4.0倍、6.3倍和1.6倍。2021年出口高增长具有恢复性因素，2022年出口按美元计大幅回落。

中国工业品出口目前已占全球1/5以上。出口增长难度日益增大，形势不容乐观。对美出口去年8月首现负增长，11月同比负增长25.4%。全国出口10月份出现负增长，12月份同比负增长9.9%。海运价格大幅回落。

不过也出现一丝亮光。2023年1月30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期2023全球经济增长2.9%，比其 2022 年 10 月预测提高0.2 个点，同时调高了中国经济预期。华尔街投行、野村证券等也调高预期。然而改善或比较有限，疫情窗口期充满不确定性。

二、投资增长的困窘

投资增长与出口增长一样迅猛。1978至2011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9.5%，比按美元计的出口年均增速高2.2个点，比按人民币计的出口年均增速低2.6个点。

当下问题是投资增长缺少空间及动力。2021年，全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43.0%，比居民最终消费占比高4.5个点。国际比较进一步表明中国积累率明显偏高。据世行数据，2021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42.8%，居世行提供的全球157个经济体第6位，比全球平均的26.9%，高15.9个点。

民间投资乏力。2022年民间投资比上年增长0.9%，比全国平均低4.2个点，是2011年来除2020年外的最低。如果继续以政府性的大量投资为主，无异于危机后移，将产生更难解决的问题。

消费成为热点就是这样凸显的。当前在三大需求中，唯一能拉出来遛遛的就剩了消费这匹小马驹儿了。

三、消费的困窘

中国经济受益于长期的出口高增长，形成消费率严重偏低的经济结构，就必然因出口增长大幅回落而受较大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转换的转折点上，消费面临四个严峻问题。

1、消费这匹小马驹儿带不动庞大的中国经济

即使居民最终消费增长加快或相对加快，但因地位较低，对经济促进有限。2021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38.5%，比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低4.5个点。根据世行提供的159个经济体数据，中国2021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倒数第10，比全球平均低16.5个点，比日美低15.4和29.8个点。

此前的经济增长证实上述判断。2011至疫情前的2019年，直接体现消费增长的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全国GDP年均增长快1.0个点，相对增速比前一个10年提高0.5个点，仍未能遏制GDP增速逐年回落。2019年GDP增长6.0%，比2011年回落3.6个点。

2、消费动力是居民收入增长但居民收入增长正在放慢

消费也有地位高的时候。1983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53.4%，比当下高约15个点，系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当时城里多次提高工资，开始实施奖金制度；农村多次提高收购价格，尤其是大包干促进农业丰收。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改革是加快收入增长的动力，收入是消费的源泉。

为什么2011年以来出口断崖式回落，经济却未“硬着陆”？关键就是收入与消费增长因“地主家有余粮”，仍相对较快。2011至2019年，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5%，比人均GDP增长快1.0个点，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由35.2%上升至39.1%，对GDP增长的贡献为42.8%，比此前10年高10.7个点。

上述状况是黄金10年的余波。当前随着企业和政府的“余粮”逐渐不再，投资增长惯性渐失，第三产业动力衰减，尤其是随着非农就业增长大幅回落，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持续放慢。2019年，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5.8%，比2011年放慢4.5个点。

3、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非拼经济的主要工具

长期来在消费问题上存在着工具主义倾向。经济快时消费不受重视，经济慢时搬出消费救驾。2005年“十一五建议”，“消费”仅4处，彼时经济气势如虹。但正是那个时期，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至历史最低点。2010年“十二五建议”，当时笼罩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消费”有26处。

促消费的短期工具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如向全体居民发放现金，向特定居民发放“红包”，发放各种“消费券”等。再如对企业的各种财政补贴，如技改、能效、房租、销售等补贴，以及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其他措施也很重要，如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改善营商环境，强化政府服务等，但这些均系常态化措施。

“工在诗外” 是促消费的长期思路。这典型反映在2022年12月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纲要”指出，提升传统消费，主要是做好高品质的基本消费品供给工作等；释放出行潜力的消费，主要是发展交通及加强服务等；发展服务消费，主要是完善提升市场体系等；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主要是促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促进创新等……。

4、消费问题实质是经济增长型式及收入博弈问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较少受国内消费影响，通常具有居民最终消费率低的特点。尤其劳动力过剩时期，出口一骑绝尘，GDP一路飙高，消费蜷缩。

出口依存度与居民消费率负相关，大致是一个全球现象。根据世行提供的124个经济体，出口依存度与消费率的相关系数为负0.509，回归分析的Multiple R，亦即多重相关系数高达0.703。

劳动力过剩导致居民在收入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出口增长最快时期，也是资本所得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时期。1998至2011年，全国规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长33.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9.8%。此期间，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2.2%，虽然较快，但仍大幅低于企业利润与政府财政增长。

行政影响进一步滞缓消费率与积累率比例关系的优化。居民与资本各自的所得，主要取决于市场博弈。2011年出口增长断崖式回落，加之劳动力紧缺，收入博弈有利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大幅快于人均GDP增长。

但随后企业实施收缩性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加之出口有所好转，资本所得增长加快，消费率与积累率的优化出现停滞。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收入增长虽受市场博弈影响，但行政权力促使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大致不变，进一步滞缓了消费率与积累率比例关系的优化。

四、促消费的若干分析

不宜过分强调促消费与拼经济的关系，要强调消费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消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生存的消费，以及基于更好生存的消费，后者比较复杂。简而言之，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及根本目的。

不宜笼统讲消费，要讲居民最终消费。最终消费有居民和政府两部分，如不予区分，或将误导。2021年政府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统计局数据19.0%，比世行公布的全球平均高1.9个点；世行数据15.9%，比全球平均低1.2个点。世行数据有系数换算因素，或采用统计局数据为宜。

不宜笼统讲收入与经济同步，要强调收入增长应阶段性地快于经济增长。这是由于人均收入占人均GDP长期低下，收入增长如不能阶段性地快于经济增长，就难以改变收入与消费地位低下的局面，难以增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难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居民最终消费长期大幅低于资本形成总额。

不能因促消费而动作变形，要强调改革创新是促消费的长期之策。不能以落后替代先进，以人工替代机械，以增加冗员等促进消费，无异于饮鸩止渴。按经济短长期问题的不同要求，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既重视短期问题，也努力建构有利于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