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只有经历了岁月检验才看得清楚。改革开放序幕1978年拉开，市场经济生猛展开，却是20多年后。

伟大艺术作品的序曲或序幕，往往极具分量，中国改革亦同样特点。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长17分钟，序曲3分钟多后钢琴才开始弹奏。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雷恩”，影片开始的奥马哈海滩血战长达27分钟，或系电影史上绝无仅有。

1、外贸的决定性作用

外贸出口快速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迅猛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却在弱化。中国外贸出口自2022年10月份出现负增长，然后负增长逐月扩大。对美出口则自2022年8月出现负增长，去年11月份高达负增长25.4%。这应系2011年以来的趋势性变化，中国外贸进一步进入低增长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按历史性标志事件形成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至1987年的低水平崛起，出口年均增长16.8%。1978年出口按WTO数据仅99.6亿美元，占全球出口7.6‰，至1987年为394.4亿美元，占全球出口1.6%。

第二阶段，1987至2001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出口年均增长14.6%。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

第三阶段，2001至2011年的“入世”快速增长，出口年均增长21.7%。这是中国经济点石成金的“神奇10年”，出口从2661.0亿美元增长到18983.8亿美元，翻了近三番，全国规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长29.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7%，全国GDP从1.1万亿元增长到4.9万亿元，年均增长10.7%，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时期。

第四阶段，2011至2022年的经济增长回落，出口年均增长6.0%。尤其是2011至2016年，出口年均增长仅2.0%，猛跌近20个点，何等惨烈。

上述四阶段的出口增速，与同期GDP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98.2%。回归的R2高达0.947。

2、制度转型的决定性作用

这40多年，经济转型无时不在。其中制度转型是关键，外贸尤其如此。

外贸体制改革是中国外贸迅猛发展的启动器。浙江外贸1980年才具有自营出口权，几年后，出口自营权开始逐渐下放到企业。1994年，浙江已有146家企业获进出口自营权。

2001年底“入世”，促进了外贸制度大变迁。中国扩大了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浙江积极在全国框架内推进一系列更为积极大胆的改革，2011年在义乌实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改革，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成为外贸经营主体。

企业改制基本完成，更是成为出口快速增长的推进器。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始于1992年，基本完成于1997年。浙江国有工业和流通企业改制，到1999年6月底，改制面75%。

2000年，海关统计把私营企业作为其他处理，这一栏的出口额27.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1.1%，2021年，私营企业出口额1.8万亿美元，占54.1%。

“改制”+“入世”，珠联璧合，互为相长，形成新世纪后外贸迅猛发展的“双引擎”。特别是2011-2016年，全球商品出口年均负增长2.6%；中国出口年均增长回落至2.0%，民营企业出口年均增长9.5%，成为出口加速利器。

3、改革开放“下半场”的来临

基于外贸视角，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亦即改革开放“三场”论。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序幕”，改革开放至“入世”前，特点是回归常识，民间经济崛起、国企改革以及宏观配套改革。

这一阶段，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自主交易的体制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等，逐步形成和确立。

这是一个快速的渐进转型的时代。所有制改革快速推进，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依次登场，高潮是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基本完成。这一系列快速变化的主线，是企业主体的快速确立，是非常经典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上半场”，“入世”至今，特点是积极发展外贸，形成外循环促进的改革。

世界拥抱中国，中国企业积极走向国际市场。企业因“改制”而具有巨大活力，因“入世”而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因境内外要素价格落差而具有较强的出口成本优势，巩固及扩大了“改制”胜势，促进国内改革。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一时期，中国出口搅得全球市场“周天寒彻”，中国经济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国内经济巨大发展。

企业积极发展外贸出口，就相当意义言，具有避开国内体制机制障碍，把外贸作为改革促发展主战场的积极效应。尤其是民营企业通过出口快速成长，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体制机制加快增强。与此同时，城市化和涉外改革等较快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凸显，城乡居民生活巨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下半场”，即当下至未来的一段时期，特点是出口增长大幅回落，促使形成内循环导向的改革。

外贸出口增长当前正在遭遇三方面不利影响。

一是外贸出口增长空间缩小。2021年，中国商品出口已占全球15.1%，工业品出口已占全球20.0%，接下来工业品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为300多亿美元，相当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一年出口额。

二是国内要素价格上涨等的出口成本增加。国内劳动年龄人口，按人口普查年龄表计算，2020至2036年每年将减少439万，实际减少将更多，劳动力供给不足且工资将加快上升。

三是若干发达国家甚嚣尘上的“脱中”，或将影响高中端商品对外贸易。

中国经济的消费主导的增长格局，在失却外贸快速增长后逐渐显现，形成收缩性结构优化。

2011至2021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8.7%，其中2011至2019年为60.8%，分别比2001至2011年高11.5个百分点和13.7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经济寒风中顽强增长，直至2018年3月才从2位数增长，回落至1位增长。

2011年以来的全国GDP增长，像极了推力大幅弱化后的钟摆的徐徐放慢，至2022年第四季度持续47个季度回落。2011年第二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10.0%，比上季度放慢0.2个百分点，至疫情前2019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0%，是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

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迹象。除了长期高速增长惯性逐渐弱化因素外，还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强的“内生阻尼”，使得经济增长缓慢回落。

一是从生产端到居民消费端之间的阻滞，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长期较低；

二是多层面效率损失，典型的如投资效果系数最高是1994年76.1%，2021年仅23.5%；

三是民营经济活力弱化，民间投资2022年比上年增长仅0.9%，比全国平均低4.2个点。

关于改革开放后半场形成“问题倒逼”的改革，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弱化乃至消除这些“内生阻尼”，正是二十大后的重大改革课题，也是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改革。二十大报告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只有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才能逐渐提高。这是关系到“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推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的“牛鼻子”。由此展开一系列改革，如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宏观税负，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全面建构社会保障体系等。

——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改革。再也没有比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能有机地串起二十大提出的“人民至上”，以及“三个第一”等一系列重要概念。

其中“三个第一”，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劳动生产率的左侧是人的全面发展，中间是创新，右侧是全社会从业人员平均产出的提高。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增强创新；只有增强创新，才能提高人均产出；只有较高的人均产出，才能具有较大的人均馅饼。由此展开一系列改革，如社会体制、教科文卫体制、城市化体制等。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这是上述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是改革的基本面。

二十大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国外贸40多年转型发展，足已充分证明民营经济的存在价值和重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民营经济是参与全球竞争、全球产业分工的主力军。由此展开一系列改革，如提升民营经济地位，加强产权保护，促进民间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