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写在大地上。去年夏天我乘高铁从江西进入浙江，漂亮独栋农居即俗称的别墅，明显成片增加，村庄更加整洁漂亮。

这是衢州江山市，经济发展水平仅全省3/5，已能显著感受到浙江富裕的领先。

“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中央和国务院对浙江共同富裕的高度肯定。

2020年，全省7个边远县的农村人均收入攀上2万元，至此，浙江52个县市的农村人均收入均达2万元以上。

而2020年全国38个GDP超亿元县市，仍有3个县市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2万元。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浙江推动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区差距持续缩小。我1996年第一次在日本农村看到一幢幢漂亮小楼，有一点小震撼，更是非常羡慕。没想到现在杭州周边一些地方至少从外表看，也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相似景象。更令人欣慰的是驱车离开杭州一、二百公里，肉眼看到的差距并不是太大。1990年，浙江农村人均收入最高5县市与最低5县市的差距是3.6倍，2020年缩小至2.0倍。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浙江城镇人均收入，2001年超越广东后持续居全国第3；浙江农村人均收入， 1990年超越天津，2013年超越首都北京后持续居全国第2。浙江城乡收入倍差，2007年达到最高的2.5后持续降低，2020年降至1.964，居全国第3。但因居前两位的天津、黑龙江有不可比因素，因此浙江城乡人均收入倍差实际应是全国最低。

民营经济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民营经济又将如何？

我对全国28个省份所作的相关分析表明，如果没有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浙江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以及相对较低的城乡收入倍差，应该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2019年，全国凡是民营工业比重高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就高，城乡收入倍差就低。黑龙江和吉林的民营工业比重均不到50%，这两省的农村人均收入仅约浙江1/2；全国民营工业比重最高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也是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4省。

不过进一步从数据看，这些年至少在工业领域，确实出现了“国进民退”。全国国有控股工业营收占全国规上工业比重，从2016年20.6%上升至2019年27.0%。因此，这或许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共同富裕。

浙江民营经济与市场化关系，可归纳为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也可以理解为浙江民营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三个重要阶段。

一是民营企业崛起于体制突破。即使以上个世纪6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而言，也是突破了1962年发布的“农业60条”当中不能办企业等的局限。至于个私企业发展，当时有重重阻碍。我近20年的同事小李，多次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当驾驶员时经常送货的一家余姚企业生意很好，他问老板为什么不多招些人，做大一点。老板说，雇工8人就是剥削，我已雇7人，不能再增加了。如今来看，恍若隔世。

摆脱贫穷成为重要的体制突破动力。1978年，浙江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仅人均90.5元，青田县1979年仅36元。正是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贫穷之下，当年一些地方发展民营经济，具有“三不一易”特点。不需理论分析论证，不必顾虑有人反对，不会引起较大争议，易于相对较快推进。解决人民群众“吃饭”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没那么多讲究。

二是民营企业兴盛于体制建构。浙江的市场体制建构大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即在民营企业创办发展的同时，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被确立发展起来。所以浙江工业化，是由并重而进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市场体制建构，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而难以分离。而这也正是浙江发展及市场化区别于上海、江苏和广东的重要特点。

创业致富成为市场体制建构的基本动力。对于浙江农民来说，他们最初创业根本没想到能致富，仅是改善一下个人及家庭的生活而已。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民营企业迅速带动一方富裕。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形成了浙江所有制改革一马当先的较快进程。1978年，浙江集体工业产值比重列当时全国各省份首位；1984年，浙江集体工业超越国有工业；1997年，全省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超越集体和国有工业；2004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已占全省GDP的71.5%。

三是民营企业增强于体制深化。新世纪以来，浙江民营企业进一步增强体制机制，加快实施发展转型，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2011年以后，全国若干主要经济指标断崖式回落，浙江民营企业主动收缩，加快转型，创新发展，建构新发展时代的新均衡，生产经营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全省截至2020年12月底，已有A股上市企业517家，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2位。2011至2020年，全省GDP年均增长7.2%，比全国高0.7个点，所有这些都显示着民营经济大省的新活力。

民营企业是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的利器。浙江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仍面临艰巨任务，承担着新的历史职责。浙江人均GDP仍仅美国1/4，当下关键是着力经济转型升级，继续做大做好蛋糕，如党中央和国务院《意见》所说，“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浙江民营企业的关键，是一如既往地信心满满，不为流言所动，不为困难所挫，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好企业。做不好企业，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都无从谈起。

政府的关键，是继续加快改革，着力建立令民营企业足以长期稳定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努力促进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继续增长，亦即在促进高收入人群收入继续增长同时，积极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加快建构低收入人群的兜底保障机制，加快完善社保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