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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每当看到上班洪流,我都会比较感慨。行色匆匆的脸上写着人生小梦想,缓缓前行的车流载着追梦大故事。在浙江劳作的人们,只要勤劳肯动脑子,运气也不至于太坏,大致都能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

一位甘肃朋友曾跟我说过他的故事。他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登上长途汽车时,他爷爷在车窗外塞给他一个信封,朋友顿时泪流满脸。朋友家乡是甘肃最贫困县之一,这是他爷爷省吃俭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这一时刻,朋友暗暗下了一定要让爷爷过上舒心日子的决心。

朋友就读西南地区一所名校的土木专业。大二结束时,他突然觉得这不可能是他向往的生活,于是独自来到北京。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朋友凭着吃苦、勤奋、聪明和诚信,取得了上家的信任,慢慢地有了几个小钱。然后,他移师浙江嘉兴,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工厂,现正在宁波打理第三家生产可降解材料的工厂。

浙江是共同富裕的大平台。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收入52397元,多年列全国第3。浙江城乡收入倍差1.964,是除天津外的全国最低。但天津农村人口仅占15.3%,没有典型意义。因此严格言,浙江城乡收入倍差全国最低。浙江也是全国区域发展差距最小省份,没有之一哦。

区域发展写在大地上。以杭州为中心的方圆一二百公里的浙江大地,肉眼可见的发展差距并不大。当然,平均数会掩盖真实情况,一部分浙江人生活仍比较困苦,我们必须继续积极地走在共同富裕的大路上。

浙江今天还算不错的高水平小康,是我们解放思想,努力拼搏,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我们感谢先辈,他们在长期的精细农业、多种经营农业,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中,锤炼形成了浙江人习于勤劳,善于经营,敢于开拓,安于低调的文化价值。

由此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精神文化的内核。当代浙江人进一步传承弘扬,发扬光大,令浙江文化更上一层楼。

浙江是国内最为勤劳智慧的一个省份。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厉害的宗教,这就是勤劳拜物教。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浙江每万人口的产业单位260.0家,低于北京、广东,以及低于江苏的263.0家,居全国第4;同年,浙江的从业人员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高达64.1%,列北京之后的全国第2位。

产业单位多或能表明我们的智慧,没有最起码智慧,何以能创业成功?就业率高,或能表明我们的勤劳,除了老人孩子几无闲人。

人与文化,是互动及相互调适的关系。人始终是主体,浙江人在与大自然持续两千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积极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同时又在与当代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博弈中,不断升华发展内在的价值观。

所以说到文化,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与客观世界的积极互动。我们创造文化,我们更是有意识及无意识地让这文化来规范和激励我们,从而令我们自己更有活力,文化更具内涵。

浙江是外来人口追梦的大平台。省外人士来到浙江,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浙江勤劳拜物教的影响。2020年的七普表明,全省现有常住人口中,1/4是外来人口。杭州1990583.2万人,20201193.6万人,30年翻了一番。按这期间杭州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杭州这30年新增的610.3万人中,85.6%是外来人口。且因这些数据不包括一大批已落户的人口,实际的外来人口应该更多。

正是在浙江这样崇尚勤劳拜物教的地方,外来人口不由自主加入到了勤劳智慧的浙江人的洪流中,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上面说的甘肃朋友是这样,下面这位在电子市场做生意的女士亦如此。

我前些天买手机。约好的摊主不在,这时我想起走廊旁有人主动招呼我,于是径直到这家柜台。那女摊主看上去40挂零,她一说价格,我就知道是地板价了。她把我的旧手机信息完整搬家至新手机,连屏保等也搬了过去,我原本担心换手机的烦心事一概没有;她整理我的旧手机,给旧手机贴膜。她前后为我两个手机花了一个多小时,说是卖手机,实际主要是服务。

女摊主是来自江西的中专生。当年考中专并不比考大学容易,因为不需学费,是贫穷子弟首选。她2005年来杭州一家电子公司工作两年后,与先生一起在电子市场摆摊。

“有几年很不错,两人忙不过来,这几年明显不行。摊位费原先一间10多万元,现在只要6万元”。他先生去开出租,她拉人与她合租摊位,这样一年仅付3万元摊位费。如此之下,收入“比打工好一些”。

女摊主多年前购房,落户临平,孩子当地上学。“房贷只有10几万了,日子还算过得去”。她一边忙着我的两只手机,一边始终挂着笑脸,客气主动地接待新顾客,平和敬业,透明报价。

我们浙江能有今天,正是因为有无数个这样的摊主,在不断努力中。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我们的时代重任。共同富裕当然不局限于本省人口,也应包括外来人口,以及辐射省外。如果中西部及东北发展长期较慢,浙江发展是走不远的。2020年,浙江人均收入是全国的1.6倍,全国有24个省份的人均收入在浙江2/3以下,其中有13个省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或在浙江1/2以下。

如果不是实地考察,是体会不到那种刻骨铭心的区域差距的。我刚刚去过河南靠近山西的一个县级市,市中心大片房子破旧不堪,菜包子只卖五毛钱一只。距市区不远的一个古老小山村,基本都是破旧平房,不少房子长期未住人,正在成为废墟。

我们浙江人不仅自己要富,还要促进大家共同富裕,这应该成为深入我们骨髓的一种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推动指导下,浙江要努力打造“两平台一中心”。

一是创业发展平台。四五年前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山西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他在太原的企业因为当地商业生态不佳遇上困难,来德清创业,托我找省里的处长。我说在浙江,只要你符合条件,没人介绍也没关系的。我们浙江,就应该是外地有志者的投资创业首选地,我那位甘肃朋友,就干得很漂亮。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平台。浙江的城市是人民建的,原本就是创造共同富裕的平台。农民来到城里,绝大多数再也回不去了。当然这又涉及到加快承包田、宅基地改革等问题。在这些改革没有到位前,或即使这些改革到位,我们都应该努力降低进城门槛,提供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让给浙江作贡献的农民工兄弟有一席安身之地等。

三是投资促进中心。浙江这些年积累了大量资本,应该积极向中西部和东北投资,当然首先必须确保投资安全。我们浙江可以在“销地产”,创新驱动,文旅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投资促进省外一些地方的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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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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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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