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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经济概念具有产权内涵,民营经济概念则无产权内涵。鉴于科学性和准确性要求,使用民间经济概念,或许更有利于民间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8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末“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8条,是政府重构与民间经济关系,促进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岁末年初,深入学习,深感重要。

一、周期性重申,节奏加快

两个“毫不动摇”是2002年十六大提出来的,已18年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若干重要指标断崖式回落,以及持续下行的起伏变化。而关于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地位,也出现了周期性重申,且重申节奏加快的状况。

在这18年中,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5份关于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总书记两次专门发布关于民间经济的重要讲话。

2005年,是十六大以来第一次发布强调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文件,即“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再次发布“非公经济新36条”。

20163月,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重申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同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重要文件。

201811月,总书记再次专门发布关于民营企业的重要讲话

2019年初,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同年末,发布《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一年之内,年头年末,两个文件,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间企业,充分体现了民间企业的重要性。

二、顶层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2018111日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总书记的这一番话,按我的学习体会,大致有以下重要意义。

——充分肯定了民间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民间经济对于改革发展的贡献,在政府收入、宏观经济、未来发展,以及民生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

——这是2002年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以来的重大突破。对于国有企业的“毫不动摇”是“巩固发展”,对于民间经济的“毫不动摇”是“鼓励、支持和引导”,两者具有差别的。总书记的话,显然有助于消除其间的不同。

——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义民间经济。这将是关于民间经济发展方针的一个重大顶层突破,将是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以来,关于民间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再一次重大演进。

在现代经济技术下,民间经济发展早已是大众创业行为,同样应是巩固发展。政府应取“所有制中性”原则,即跟发展国有企业一样,同样应依法鼓励支持。下面关于阿里巴巴创办初期的一段佳话,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新世纪之交的一个双休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时任省委秘书长王国平,由当时省科技部门领导陪同,来到杭州湖畔花园考察马云的公司。起因是省科技部门领导与省领导一起出访欧洲期间,向张书记汇报有这么一家小公司,值得一看。

马云当时在他的小区里,租了一套三居室住宅创办公司。三位领导,轻装简从,微服私访,来到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社区,随行的加上张德江的秘书,共四位不速之客。

张德江问马云,你希望这个公司将来多大?马云说,我希望是一家市值550亿美元的公司。当时谁也想不到,如此陋室,能出全球顶级公司。回去时,几位领导觉得马云对于未来发展的乐观估计出乎他们想像。

阿里巴巴当时已拿到了软银2000万美元投资,似乎有些底气。其实对于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关系,如同哈耶克引用亚当·斯密的话那样,“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其本人(是)在瞎劳神”(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社科版P59)。任一类型的政府,应该说,基本均不具有对于民间企业在技术发展、市场营销、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具体引导能力。

三、理念突破

我们应该像发展国有经济一样,理直气壮地发展民间经济。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发展民间经济是中国“富起来”的关键,亦将证明是“强起来”和走向未来的关键。

民间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对“82宪法”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条款。从此,中国经济在宪法层面上,终结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此后至今,全国人大对于涉所有制问题又作了三次修改。

民间经济加快发展,以及国企全面改制,使得中国经济终于在加入WTO后,以充分的制度准备,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波“出口景气”。

20012011年,全国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1.7%,比197820114.4个点,比197820186.8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10.7%,比197820110.8个点,比197820181.3个点。

关于民间经济发展,完全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而这个自由人联合体,按他们的说法,是以具体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

因此,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应该是有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发展的空间的。因为既然有具体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一定有个人的创造发明,就一定有个人的自主创业,就一定会按照最简化生产关系要求,选择最低的交易成本的最直接的制度安排。

这或许就是晚年马克思在去世前8年的1875年,所提出的一种所有制形态。马克思当时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指出,“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这也表明,晚年马克思并不否认,通过自主创业而致的个人占有财富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那么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这些话,又将怎么办?难道我们就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了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意味着桎梏民间活力,听任中国在现代化中再度落后,这才真的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民间经济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历经改革开放前的多次重大波折,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活力迸发,党和政府终于逐渐认识到“经济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话原文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完全能用于经济发展。

1982年十二大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出现“首创精神”提法,1992年十四大提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此后直至十八大,每届党代会均对此予以强调。2017年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提出“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重和支持城乡居民的自主创业创新。因为只有亿万人民群众自觉自主和自我发展的创业创新,才能真正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而这也正是“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的一个关键。

四、政府突围

政府膨胀是当前的一大问题。如果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一段小政府的美好时光,但较快迎来了政府的持续膨胀。

数据分析证实了上述判断。世界银行用两个指标评价政府相对规模,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占人口比重,二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19782018年,全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占全国人口的4.9‰,2018年达到13.0‰,同比上升两倍多;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占GDP比重,1978年为30.5%1996年降至最低点的11.1%,然后较快上升至201824.5%,同比上升一倍多。如加上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和国有企业预算支出,2018年,政府支出总计占GDP比重已达40.9%,大大高于1978年实行计划经济时的状况。

其实在中国,存在着政府规模可以相对较小的两大有利因素。一是大国因素,大国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能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因此在同样的公共服务水平下,政府规模可以相对较小。这也是为什么美日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OECD国家中相对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人口高密度因素。政府及政府性机构,在人口高密度区域,可以在较小半径内服务较多人口,从而以相对较少的政府工作人员及财政支出,以及较高的公共效率,达到比人口密度较低地区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然而很遗憾,我们观察不到这两个有利因素在中国的较明显的实际效应。这就进一步表明,中国的政府相对规模,已到了更庞大的地步。对此,用政府突围来提出缩小政府相对规模的建议,应该并不为过。

——摆脱事务主义纠缠,回归小政府。政府是掌舵者,而非划桨者,大量的经济社会事务或可削减,剩下部分可由企业和社会来承担,而非由政府承担。至少可以借鉴日本做法,相当一部分事务,由半官半民或纯民间机构承担,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摆脱微观经济纠缠,回归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制度变迁的重大演进,是市场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对于与此不相符合的思路、提法、政策和做法,需要进行分析清理,厘清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边界。

——摆脱政府威权纠缠,建设法治政府。诸如大拆猪棚等的运动式的社会治理,当属未能摆脱政府威权的长期影响所致。有一个养猪大市的生猪存栏数,2010年为96.1万头,2018年降至4.6万头,减少了95.2%。浙江的生猪存栏数,2018年比2010年减少58.6%。但愿这样的事涉民生的大起大落事件,以后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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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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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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