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不朽名句，隐藏着解放思想的一个两难困境。

庙堂政策有时并不适合江湖，江湖做法有时也不一定符合庙堂。如当年庙堂有要求，农业生产不许分“小小队”，虽然这并不符合实际；农民想要吃饱肚子，希望能包产到户，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

解放思想困惑由此而生。究竟是服从庙堂，还是听农民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解放思想中的“范仲淹两难”。

按一般的要求，官员必须在上级所确定的政策路线框架内思考问题，实施行动。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快改革开放；或者如“反右”时给一些人划右派等。

因此，作为上级任命的官员，有一个如何对上级负责的问题，因为这是起码的官场伦理。就近者言，必须直接对任命机关负责；就远者言，必须对更高一级的机关负责。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一个为官准则。

然而，作为上级任命的干部，也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实践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伦理。这是因为一些政策未必就一定符合实际，官员应怎么办？因此就近者言，必须听从内心良知的呼唤；就远者言，必须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另一个为官准则。

一般地讲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当然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我们当前处于生产力大发展、制度大变革、社会大进步、思想大解放的转型时期，并非事事处处都有标准试卷和标准答案。

这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基层和群众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不一定能事事处处符合方针政策，此时，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官员身在江湖，毕竟必须上对得起任命机关和上级机关。

更严重的是这种超越政策的实践，有时甚至事关群众的基本生存，事关经济大势，这时又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官员实施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下对得起生你养你的人民群众。这其实是老问题了。长期实践告诉我们，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有时非常尖锐，这就有一个妥善对待和处理的问题。

因此我们当前在解放思想过程中，纵有百般阻力，千种难处，而就现时来说，“范仲淹两难”是一个比较典型和比较大的难题。纵观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解放思想进程，就遇到了这种“范仲淹两难”的问题。

当年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开常委会时，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出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

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用。最后县委班子集体“下课”，他们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毕竟时代不同了。浙江不少干部是能够在这种“范仲淹两难”中，既实施好了方针政策，又较好地促进了群众利益。

比较典型的如上世纪八十年初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对群众要生存的严酷现实，谢书记审时度势，果断地与县领导班子一起，提出了以贸兴县的重大战略。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深思，方针政策应最大限度地顺应人民群众要求，避免给基层干部制造“范仲淹两难”，避免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方针政策与实践产生矛盾，对于干部处理，也一定要慎而又慎。

基层干部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和策略，充分理解方针政策实施的渐进性，做好群众实践与方针政策之间的缓冲器。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距。一些政策是取全国平均数，这样对某一个具体区域，有时不免会有一些问题。这时，既要维护群众创业创新积极性，也要尽量注意在原则问题上与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同时相信随着实践的推进，方针政策也会作出积极调整。

解放思想是有一些基本逻辑可以遵循的。第一是自然逻辑，诸如政府不能给人们创造活路设置诸多障碍等，让人民活得更好是政府天职；

第二是事实逻辑，诸如国有企业是办不好的等，硬要办国有企业或许就难以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三是思辨逻辑，我们要用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以及市场经济等理论，综合分析思考上述的自然逻辑和事实逻辑，进一步得出关于促进发展的政策思路。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思辨逻辑，不过结论或许会大相径庭。

其实范仲淹也给解放思想的“两难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非常高的境界。坦率说，这是圣人或准圣人标准，多数人做不到。

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我的想法是，不妨把范仲淹的这两句话，作为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提醒自己，总之是要尽量接近范文正公的要求。

文章写到这里，突然非常沮丧，我们可能接近不了文正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