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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去杭州里西湖的新新饭店。刚进大堂,听到一声“小卓!”。我顺着声音抬头,一张洋溢着真诚笑容的脸庞映入眼帘。虽然似曾相识,但实在不太熟悉这位方脸庞、宽额宽眉,高高大大的中年人。

后来当然知道了。这是当时浙报资深编辑兼记者,姚振发,姚老师。我虽号称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但大学生涯是在浙报大院度过的。未曾有过正宗的校园生活是人生一大缺憾。但浙报大院的那两年多,教会了我好多东西,是我这辈子绝不能忘怀的。

姚老师是资深的文教编辑兼记者。我当时是在工交财贸组实习,虽然一定是见过姚老师的。但我这人情商向来很低,不太会去关心周边的人和事,与姚老师当然没有什么交集。

而在那天,姚老师居然一下就叫出我,这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和有一点诧异。姚老师对我这样一个瘦弱矮小,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小青年,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时候,首先招呼我,而且是如此亲切。可是姚老师又是如何知道我的呢,至今都不明觉厉。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甚至想用“如此慈祥”这个形容词了。因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姚老师当时看我的神情,完全是像看自己多年未见的一位弟子。那目光在亲切当中带着一种喜悦和关心。

我这人有时候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记忆力出奇地好。可惜不是画家,无法还原当时情景。但那景像,却能在我脑子里,如电影画面一般,一格一格回放。

今年夏天,室友宁一兄,在杭城最堵的晚高峰,驱车从城东来到城西。目的就是把姚老师送给我的两本书带来,一本是杭州出版社2009年出的《晚茶二杯》,再一本是文汇出版社2016年出的《晚茶三杯》。

翻开飘着油墨清香的封面,姚老师遒劲的题名赫然入目。一位从业逾四十年的老报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一位体制内主流媒体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一位文字工作者的社会观察和分析,浓缩在这些文字当中。

姚老师五十年代就学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放在三四十年前,是文青们的梦想高地,至今应该也是吧。姚老师复旦毕业后,先是在北京的《大公报》工作了几年。这张报纸后来改名为《中国财贸报》,报名毫无韵味对吧,我们业外人应该已对这份报纸毫无所知。这以后姚老师就来到了浙江日报,从此直到退休后的岁月,实际仍在浙报系统贡献青春。

姚老师赐我的两本书,完全两种风格。第一本《晚茶二杯》,主要是2000年前发表于浙报等主流媒体的93篇文章;第二本《晚茶三杯》66篇文章,按我的判断,主要应该是他从浙报退休后撰写发表的文章。第一本书的基调是恬淡,第二本书的基调是忧思。这当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愿姚老师不会责怪我这个晚辈的曲解

因为在浙杭两家主流媒体都分别实习过整整一个学期,加之后来又长期写稿,所以对姚老师文章中叙述的一些情景,大都熟悉,倍感亲切。在《晚茶二杯》中,更多的是感觉到姚老师的散淡。对,就是京剧《空城记》诸葛亮唱的那句台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那个“散淡”二字,其实书名已表达了姚老师在那一时期的情感。

有一年,杭州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把姚老师叫到他的办公室,希望他到《杭州日报》工作,姚老师只是想当一名好记者。然而那位领导快人快语,直言不讳,比较精彩,照录于下。“你以为杭报是小报你不去?!”……那么你以为我×××快要退休了,你不去?” 隔了不久,报社人事处告诉他,杭州市委组织部两位副部长要来找姚老师谈话。姚老师无计可施,只得以躲避应对。

我们寻常人为利和名忙碌。我们最需要的是歇一歇脚,喝一杯清茶,放松自己的肉身和灵魂,但我们做得到吗?一方面当然是兴之所在,情之所寄;另一方面,总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些愿望。姚老师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人,面对物质利益,应得的那份不能放弃,但也并不违背心愿而追求;年过八旬,虽然赋闲,却依然情怀,笔耕不止。

肉身上的忙碌和闲不住,自是时刻相伴;而那份精神上的淡泊和闲适,却总是尽量追求。我把我们这些人与姚老师相列,目的只是向姚老师看齐。

至于对那些年青人来说,您要是真的淡泊,恐怕在杭州都难以生存。就在前些天晚上,我们家女儿告诉我。她单位有一位名牌大学研究生,家境也还不错,但因杭州房价太高,公司人事关系太复杂,加之其他一些原因,只得离杭去川。而那四川,并不是这位同学的家乡。诺大一个杭州,现如今已容纳不了80后们的淡泊。

姚老师之所以能做到精神上的淡泊和恬适,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格。我当时虽不在文教口子实习,但知道姚老师是名编辑名记者。文革后,由《大公报》变身的《中国财贸报》,曾专门派人来要姚老师赴京,做他们报社的接班人,但姚老师没去。姚老师广与文学艺术界名人接触,记录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正因如此,才有原《大公报》社和市委的青睐。

在姚老师的书中,看到了太多的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当年复旦的叶春华老师曾连续给我们上三天课。叶老师上的什么课,因为我不是位好学生,已经十分模糊。但叶老师当时人到中年的那副诲人不倦的尽心尽责的模样,却仍在我脑海中。周瑞金老师是姚老师的大学同窗,也是《晚茶三杯》序的作者。十余年前,我曾在浦东一幢别墅里,与周老师一起聊天,我当然是以仰望的心态听着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当时有幸跟周老师一起喝酒,酒量当然我好,但写文章的胆识我望尘莫及。替姚老师《晚茶一杯》作序的陈冠柏,是我们年青时的楷模,他当时频发的整版通讯,都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范文。

从姚老师第二本书中,更是看到了一位主流媒体工作人员,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思。我因为长期从事研究工作,深知我们的GDP是上去了,但人民群众的生活却尚未相应跟上;深知我们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有了飞速提高,但社会发展总是令人民群众不甚满意;深知当今中国虽然GDP列全球第二,商品出口已列全球第一,2015年占全球14.2%,但我们整体是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整体是在西方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基础上,取得现在的辉煌业绩的。从我们这些知识人的角度讲,更多的不应该是骄傲,更多的应该是忧思。

姚老师80年代有一次受吴尧民总编辑要求,在天香楼安排宴请13位来杭州参加工作例会的华东大报老总们。一共花了60元钱,当时相当于一位新参加工作大学生一个多月的工资,似乎也不是一个小数。这宴请后来被人告了,说是公款大吃大喝。

但有关部门查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不但不应批评检查,而且应该大大表扬宣传。原来这次宴请,是于冠西,谭克和吴尧民三人分担,每人20元。这其实完全是工作餐,按现在惯例,哪需个人掏钱。姚老师说:“想想看,一个报社总编的工作宴请,哪有私人掏腰包的,老总们很廉洁啊。”

于冠西老师我知道,是浙报早期总编,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老师人品文章俱佳,在报社上下有很好的口碑。谭克老师没见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应该是我孤陋寡闻。而浙报前总编吴尧民老师,是我们学习时的第一把手。那时我们晚上加班回去,偶尔能看到吴总编披着军大衣从编辑记者办公室商量稿件出来,帅呆了。姚老师在书中说,吴总编多次放弃了报社要给他的房子。

此情此景,面对当今社会不良风气,又如何能使姚老师不动感情呢?姚老师书中有一篇《无官一身“重”》文章,按我对这篇文章理解,在当今中国,“无官一身轻”out了,现在流行的是无官一身“重”,那些退下来的官员,占着公家的办公室、用着公家的小车和驾驶员,耗费着公家的钱财,带着一大帮子与公家毫不相干的人游山玩水,甚至干预单位正常工作秩序。这难道不是以他们的“重量”而言,比退休前更“重”了吗?

做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这是姚老师在他的新作《晚茶三杯》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姚老师说,这谈何容易,新闻是一个体制下的工具,你只是工具中的一颗“螺丝钉”,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志;主客观环境能允许你这样做吗?自己的名利地位能置于不顾吗?家室子女的安全与前途能不考虑吗?等等。

然而姚老师总是尽可能地做着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1988年,也就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前夕,省里召开批判《曹操与杨修》的专家座谈会。而那戏原本被认为是一部好戏,转眼之间居然要批判了,难道真的是文革重演?很是令人想不通。刚巧,批判会的发言稿传到姚老师手上,是姚老师仰慕的两位浙江戏曲界大师级人物的发言。

姚老师当时暗想,他们难道分不清这出戏的优劣吗,说不定这也是违心所作。于是采取“拖”的手法,扣压了两篇发言稿。一段时间过去后,大概事过景迁,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其中的一位戏剧大师,知道这事后,握着姚老师的手说,“真要谢谢你啊!”姚老师觉得,尽量不把这种“风来风去”的东西流传出去,也算是做一个正直的新闻人的一个方面吧!

1995年的一天,《浙江日报》副刊以很大的篇幅,发了文艺评论《无可否认的平庸——关于浙江文坛现状的思考》。看了标题就能知道,这是一篇要冒风险的文章,弄得不好姚老师是要丢官的。然而这文章除了有关部门一些微词外,大得读者和文艺界好评。即使今天,这文章也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这一篇文章却是完全由姚老师领导的部门筹划运作的。对于文章未经审阅,姚老师说得很清楚,办了这么多年报纸,当然知道这一规矩,但有些文章经过审阅,要么就是不能见报,要么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当然,必须走完报社内部发稿流程,程序上应无懈可击,包括总编辑审阅通过等。姚老师说,“要做一个正直的新闻必须人,要经得起外界和内部的种种质疑和时间检验”。

个人的力量总是非常的绵薄。所以姚老师书中的那句话,非常切合当前的实际。“我已经说了,我的心灵得救了”。如果我们不说,我们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的良知,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

但我们说了又能如何呢?我们在很多方面改变不了周围任何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大家真的都这么想,这世界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尽心尽责地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世界终究是会慢慢改变的。要不然我们人类怎么能从六七万年前,从非洲吉布提海滩上一个很小的原始种群,发展到现在这样具有高度发达的庞大文明呢。

姚老师说,他把书看得很神圣。这世上曾流传过一句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这话的那人其实不咋样,但这句话却不能因人而废。姚老师的《晚茶》是个三部曲,可惜我因为不是近水楼台,只得到了其中的两部。

掩上姚老师赐我的这两本书,我由衷的深深感慨。作为后辈,作为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尤其是童子功都很欠缺的后辈,除了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写作,努力抗争恶俗的风气和环境,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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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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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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