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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晚会这熟悉的旋律奏响时,40多年前借来黑胶唱片,用一台赤膊唱机,接上用大功率晶体管装的音响欣赏的情景,不由自主浮现出来。

当时《春江花月夜》有一个比靡靡之音更大的罪名,曰黄色音乐。那次借来了一大堆这类唱片,记不起是向谁借的,只记得借给我的人再三叮嘱,千万不可让人知道,所以只约了一两个小伙伴。

那是一个文化沙漠年代。我在那10余年中,几乎不清楚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些概念。其中的前三者,到了杭州后才开始系统接触。

大学第一学期去一师军训,每天清晨在营房外背唐诗。这原本是童年时代功课,而我直到20多岁才开始补这一课;正因如此,我现在坚持给不到18个月的外孙女念唐诗。到省府大楼工作后,头几年每天早上背《古文观止》,而这原本也应是小学中学功课。而这些补课,对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

但毕竟欠缺童子功,所以缺少文史哲和数理化的底子。即使是后来长期坚持补课,也改变不了整体素质的不足。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印记。

我们这代人当中,严格地说未能向社会奉献一大批能被称之为不朽的文史哲作品,似乎也未能出现一大批世界最尖端的理工科巨大成果。至于大师,更是奢谈。

这是一批整体物质和精神营养均不良的人群。即使是那些廖若晨星的一流优秀作品和成果,也是付出了极其艰辛努力。如果数百年或是千年后的人观望我们这个时代,会发现这是一个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断层。

其实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发展,文革前夕正在慢慢走上正轨。我当年是一个狂热的科技和阅读爱好者,在小伙伴们家里,读到了一大堆文史和科技杂志及有关书籍。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据说是很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大成果;大跃进当中的赶英超美,吃饭不用钱等,都是那时知道的。

通过大量阅读,知道了当时全球刚刚起步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液晶、激光(当时音译为“莱泽”)等技术,也知道了国内已有相应进展。现在回头看,这一进展很遗憾地被中止,或是被大大滞缓了。

1970年前后,宁波一些企业开始生产晶体管。但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断的革命大批判,另一方面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缺少活力,宁波半导体工业的很好势头并没有持续下来。

1976年宁波试制出全晶体管计算器时,日本人已经用大规模集成电路,量产仅两毫米左右厚的袖珍计算器。1981年领导给了我这样一个小机器,令我欣喜万分。

在那个动乱年代,全国的文化和科技进展,除了八部样板戏和两弹一星外,几乎荒漠一片。学校长时期停课闹革命,工厂效率低下,商品极度匮乏。

1976年春节前夕,大舅妈来我家。宁波最大的第一副食品商店,柜台空空如也,只有少量发硬的糕点。大舅妈不停地念叨,“荒年先荒街”,充满了对未来的忧虑。

改革开放头10年,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大概两三年前,一家晚报的评论文章,责难经济适用房的洗手间不到两平米,而我1984年婚房洗手间仅1.08平米。

1993年,我用上了第一台电脑。惠普38630M硬盘,1M内存,14吋显示器,DOS3.1操作系统。很原始对吧,但当时和同学一起为了装一个软件,凌晨1点多才离开省府大楼的办公室。

这对我和同学来说,是接触全球科技进步浪潮的具体实践,是中国科技停滞数十年后的共同饥渴。同学对我说,进入21世纪需要三张通行证,计算机、外语和驾照。我一位同年同月同日同为上海出生的美女同学,这三张通行证全拿上了。可惜我不努力,只是勉强拿到了其中一张。

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发展,因为文革前的持续折腾,更是因为文革十年动乱,遭受了一系列巨大挫折和停滞。而我们这代人,也几乎成了其中的牺牲品。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因为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亏欠,似乎持续处于补课之中。

这样持续瞎折腾的年代,这样倒行逆施的文革,应该不可能再来了。然而那些影子似乎还在,这些年来那些极左的东西,那些极度民粹的东西,似乎逐渐甚嚣尘上,真心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当然有不少问题,但基本色调是明亮的。对此,一些人是由于遗忘,一些人是由于不了解,一些人是由于视角的原因,也有一些人是由于当下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甚至反对,这不奇怪,应该说也很正常。

然而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明摆着极左的那套东西,最近一二百年间在全球遭到了失败。甚至可以说,那些极度民粹的东西,自《圣经新约》流传近2000年来,就一直存在,但一直不成气候。如《新约使徒行传》中说,“信徒财物不分彼此”,“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但基督教最终放弃了这些东西。

而极少数人,却总是硬要鼓吹和搬来这套东西。世界近2000年的理论和实践都摆在他们面前,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别有用心,又能是什么呢?

人类有美好梦想,这是人类趋利避害天性使然,也是人类进步一大动力。然而每一个具体的人有着高度差异的不确定性,以及千变万化需求;当一些美好梦想,整齐划一地强行规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时,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规律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基本人权也将不再存在。所以一些美好梦想自有其内在的难以实现的悖论,存在着如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

昨晚我舒适地坐在家里,用大屏幕高清电视欣赏G20峰会这台流光溢彩晚会,把苹果笔记本放在膝上惬意地敲下内心感受。旧时情景,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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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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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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