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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周老师关切地对我说,知道你很想升高中,可是上头不同意,他们说你超龄了。说话间,老师流露出了一丝无奈。这是1972年夏天,正是“文革”最混乱的时候,我当时17岁。

我进了一家建筑公司。我的师傅是泥工班长,非常照顾我,尽可能不让我干那些累活。泥工大多是余姚来的农民工,干活勤快,为人质朴,待人真情。我混迹其中,无忧无虑,非常开心。

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秋天,当时我在宁波四大工程之一的渔业基地施工现场工作。那天早上,正是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我送来工地玩的弟弟回家。中途在孔浦候车,听到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即将组织进行高考的消息。

很难说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高音喇叭比较远,声音断断续续,很多细节没有听清。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兴奋,只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淡淡感觉,似乎是觉得,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或许就要开始了。日后我才深切感受到,没有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从内心深处说,我非常渴望学业生活。在工地工作的时候,一次溜到当时的宁波一中,操场一角,两个学生在秋末和煦阳光下,专心致志看书,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当时大概19岁,想到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心里特别难受。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回到工地后,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公司里负责政工的一位同事,突然打电话给我,充满激情地大声对我说,替你报名了,去高考吧!

其实我不把高考当回事,是因为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我没有读过高中,中学只有两年,而且还充满了学工、学农、学军和大批判。小学最后两年,是打打闹闹度过的。虽然从小喜欢大量阅读,但高中数理化一窍不通。且因没人顶替工作,缺少时间复习。

处于明显弱势的我,采取了一个比较适合实际的高考战略。我决定报考文科,同时进行重点复习。数学集中精力攻解析几何,其它都放弃了。语文复习时,为写作文准备了大量素材。后来写那篇“路”,以屈原的诗开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兮”,然后从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组建同盟会入手,大量铺垫了志士仁人故事,接尾是说粉碎“四人帮”,伟大祖国出现了一条实现“四化”的崭新大道。

历史和地理找了弟弟的教科书恶补。我有在地图前呆想的习惯,历史书也看得比较多。特别是考地理,利用午间休息,把弟弟的教科书从头至尾翻了一遍,其中的一些东西,下午都用上了。尽管有好运气,但学历太短,复习不充分,别人又太强,录取率百里挑一,几乎毫无考上的胜算,一直没敢让家里人和邻居们知道我高考了。

1978年的清明节,阳光灿烂。我那时不但成绩烂,而且年少气盛,非名校不去。高考后已四、五个月过去了,仍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这天上午和一位童年时的朋友一起去镇海小港,祭扫曾祖父和祖父的墓。我和好友一起坐在山间,春天的阳光倾泻在身上,满山耀眼的翠绿令人愉悦。我们俯瞰着小港镇全貌,远处是淡淡的天际,是东海和苍穹交接的地方。我们惬意地闲聊,觉得生活也就是这样了。

傍晚回来还没进施工现场,远远就看到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原来仓库里一个汽油桶爆炸起火,好在油不多,所以事故不大。然而来了好几辆救火车,领导也赶来了。这时,有人拉住我说,你可能被录取了,领导把通知书带来了。

人生就是这样,往往在不经意当中,开启了他的另一扇大门。我当时所在的施工现场位于宁波城区和镇海县城间的甬江边上,有时在江堤上能看到鼓满风帆的海船驶往大海。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我懵懵懂懂来到杭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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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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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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