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地看着窗外景色

卓勇良

        我读书时偶尔坐慢车回家。杭甬快车约3小时，慢车再加2小时。但那慢车有时得给别的车让路，一次返杭在南星桥停了近1小时。就像现在堵车一样，目的地虽一步之遥，却不知何时到达。

这其实并不辛苦。我一位北京朋友，与我同年高考，读的是北大。他从福建一小站上车，车厢拥挤不堪，多半要到上海或南京才有座。朋友说这些时，满脸好玩开心状。那艰难岁月留给我们的其实是快乐。

还有一次除夕晚上，我短信问候一位北京的编辑。她十余年编发我10余稿子，其中一篇曾获时任副总理批示。她短信回复说正在往江西的火车上，自嘲自己也就是在京农民工。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有一大堆东西要带给爸爸妈妈弟弟亲戚等。早上六点多正发愁时，楼下突然有人大声喊我“小卓！”，是长我几年的同事老洪，特地来帮我。

老洪比我高大壮实得多，去过黑龙江建设兵团，动手能力特强。他三下五除二，一大堆东西瞬间变成两三个包，又方便又轻巧。这事整整35年了，那情景像昨天一样。

我这人在需要帮助时，似乎总有人相帮。我不擅交际，偶尔不经意间会冒犯同事朋友，也不太懂得关心别人，大家却这么关心帮我。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慢慢觉得，这是多么珍贵的情感和友谊。现在每想到这些，就情不自禁地有点小激动。

我那时还来不及恋爱，一人独自回家。城里景色慢慢退去后，很快就看到了大片绿色田野。薄雾笼罩着那树，那人，那楼房，与那远处淡淡的山脉。在一片雾气之中，我总会有一种莫名惆怅。这个时候，我总是会陷入漫无边际的沉思。

人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过程。那种盲目偶然的受孕出生，居然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么重大的事件，我们毫无选择权。而且对于自身的生理心理素质，我们至少在青年时期前也没什么选择权。后天努力虽能有一些改变，甚或有较大改变，然而那努力也受到了家庭和自身素质等的左右。

对人这一辈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复杂过程。排除环境和运气，自我影响也是很大因素。通常说到的智商、情商，其实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A商，也有人称作努力商或挫折商。而这3个商之间是相乘关系，只要任何一个商很低，而运气又特别差，那就没治。但反过来说，如果智商情商都不高，但A商很高，亦即非常努力，如果环境运气又很好，那您这人生应该也就过得去了。

每个人的职业生涯虽有既定起点，但终点差别巨大。人生似乎是个放大器，漫长的职业生涯既能放大优点，也能放大缺点。然而人生路上有着太多不确定性，并非所有努力都能有相应回报。说不定您那缺点，其实是耀眼优点。更关键的是这世界太拥挤，能容下我们也实在是荣幸之至。

有一次我在过年回家稿子中写了二舅，但小舅不开心了。他当时接近退休，从博客上看到稿子。小舅能玩得这么溜的网络，令人钦佩。我也有点小得意，说明咱的博客有点影响力。

小舅在电话里跟我说，怎么不写他呢？是啊，在兰州工作的小舅，肯定比在上海工作的二舅更有回家故事可写。在那些岁月里，小舅不但年年回家，而且几乎年年都要来宁波看望我们。

小舅原本是要支边或是支农。但大舅在兰州，设法替他找了工作。小舅躲开了去农村，却仍远离上海，现在回头点评，也未必是多么的走运。

小舅自嘲每年工资都给了铁路局。他这人喜结朋友，铁路熟人多，好像大舅每年回家车票，都是他搞定的。他有一次跟我说，在铁路餐车，一只鸡蛋能做出好几碗鸡蛋汤。那天详细说那奥秘，弄得我以后不敢在餐车吃饭。

说起来小舅跟我一样都是50后。我们这群人长身体时缺吃，长脑子时缺学，要工作时下乡。1962年我住外婆家，每早可吃一根油条。11岁的小舅其实很有长辈范儿，经常画画折纸陪我玩，但那天不知什么原因实在是很不高兴，于是拿油条说事。

我当时人小脾气大。赤着脚，一个人赌气往南京路走。走着走着，脚也疼了，气也消了，又担心回家路不好找，只得回去。

小舅和小姨都是初中毕业。我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说我超龄，不能升高中。于是来到一家建筑公司，名义是半工半读，实际打工为主，我如今自嘲咱也当过农民工。

当时那些同伴，后来不少成了项目经理，亦即俗称的包工头。有一年杭州聚会，他们直接从宁波开豪车过来，人生其实没必要每走一步都非常华丽。

我这些年常坐动车去宁波及温州等地。车从杭州东站出发后，沿途基本都是建筑物和街道，空间是如此狭窄拥挤，“中国制造”在这一带烙下了深刻印记。车过绍兴北后，才断断续续有绿色田野出现。

这时的我，多半一如三十多年前，依旧呆呆地看着窗外。只是昔日惆怅已被岁月沧桑替代，我高高在上，俯视大地，远眺群山，瞬间有飞行般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