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富大省的战略转变

卓勇良

　　浙江早期发展因洪水恣肆，曾大大滞后于中国北方地区。然而一旦大规模治水展开，即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最富裕地区。根据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其成名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的史料，浙江在公元740年的盛唐时期，人口逾万县已达56个，遥遥领先于江南诸省。

　　文革前经常去慈溪外婆家。这是距县城浒山20多公里的小村，所见皆为砖瓦楼房。童年时我在宁波城外8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庄呆过，租住在一个蛮气派的墙门内，有一个天井和公用的厅堂，房东大伯1961年就是在天井前的厅堂磨糠充饥。墙门外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幽幽小巷，小巷口是一排面河楼房，几位阿婆在落日余辉下纳鞋底。

　　这么一幅农业时代的丰裕画面，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就有些凋敝了。慈溪县1979年，农民集体分配收入仅人均111元，浙江最低的青田县仅37.0元。外婆家小村子，改革开放前似乎未曾盖过新房子。

　　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既是历史胜景回归，更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浙江人均GDP于1992年超越老对手江苏，1997年超越广东，自此稳居全国第4位长达17年，终于在2009年被江苏反超。浙江人均GDP按当前汇率，根据我的预测，将于2018年达到当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美国1/2后，经济增速将显著放慢。2012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5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在美国一半以下。浙江往后发展，显然将有更多不确定性。而且，创富更应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亦应是省委提出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概念。

　　当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浙江这十年。2004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速持续多年居于全国较低位次，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置身于全国粗放外延增长盛宴之中。在此期间，中西部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快速增长，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巨额攀高，投资超常规推进；而浙江建设用地供给增长相对较慢，地方债规模相对较小，由此并导致浙商大举向省外投资，省内投资增速几成全国末位。此种情形究竟祸兮福兮？我和同事最近研究表明，这10年来，这一状况并非不利于浙江，浙江发展指数仍有所提高。

　　所以目前的局面是浙江有理由沉住气。我们早已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甚至建设空间也不充裕，在全国一派粗放外延增长格局下，浙江必定成为增长“洼地”。然而全国粗放外延增长正在走到尽头，随着中央卡住地方债，卡住各地滥施优惠，卡住会计账目的灵活，再加之中西部资源环境瓶颈日益加剧，区域发展有利局面将逐渐向着有利于浙江的方向转变。

　　浙江的内功增强，社会发展应是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增长是牵引力，社会发展是支撑力。我们当前的一个目标，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发展持续居全国前列，一些地方或可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率先转向社会建设发展。诸如增强全社会的人文氛围，普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社会事业、社会服务业发展等。

　　这决不等于忽视经济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此称之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迂回战略，也就是按照“工在诗外”思路来做好今后各项经济工作。两年前因参与小城镇培育试点评估工作，去诸暨店口镇调研。镇委书记张壮雄着重谈的，是镇里的社会发展工作。他说，经济方面自有企业着力，需要政府出面的主要是征地拆迁等，而社会发展大量工作，则必须由政府来做，无人能替代政府。诸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村庄和小区建设，农民工的一系列工作等，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

　　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持续快于GDP增长，经济增长正在进入消费主导格局，政府在这一时刻有一项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工作。面对劳资双方，政府本质上应是中性的，即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依法维护双方权益。但因当前特殊国情，应更多呵护劳动，推进工资三方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劳动工资合理增长。同时也要引导资本节制，增强资本社会责任，促进资本治理结构的代际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