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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大省的战略转变

创富大省的战略转变

卓勇良

  浙江早期发展因洪水恣肆,曾大大滞后于中国北方地区。然而一旦大规模治水展开,即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最富裕地区。根据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其成名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的史料,浙江在公元740年的盛唐时期,人口逾万县已达56个,遥遥领先于江南诸省。

  文革前经常去慈溪外婆家。这是距县城浒山20多公里的小村,所见皆为砖瓦楼房。童年时我在宁波城外8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庄呆过,租住在一个蛮气派的墙门内,有一个天井和公用的厅堂,房东大伯1961年就是在天井前的厅堂磨糠充饥。墙门外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幽幽小巷,小巷口是一排面河楼房,几位阿婆在落日余辉下纳鞋底。

  这么一幅农业时代的丰裕画面,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就有些凋敝了。慈溪县1979年,农民集体分配收入仅人均111元,浙江最低的青田县仅37.0元。外婆家小村子,改革开放前似乎未曾盖过新房子。

  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既是历史胜景回归,更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浙江人均GDP于1992年超越老对手江苏,1997年超越广东,自此稳居全国第4位长达17年,终于在2009年被江苏反超。浙江人均GDP按当前汇率,根据我的预测,将于2018年达到当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美国1/2后,经济增速将显著放慢。2012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5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在美国一半以下。浙江往后发展,显然将有更多不确定性。而且,创富更应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亦应是省委提出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概念。

  当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浙江这十年。2004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速持续多年居于全国较低位次,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置身于全国粗放外延增长盛宴之中。在此期间,中西部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快速增长,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巨额攀高,投资超常规推进;而浙江建设用地供给增长相对较慢,地方债规模相对较小,由此并导致浙商大举向省外投资,省内投资增速几成全国末位。此种情形究竟祸兮福兮?我和同事最近研究表明,这10年来,这一状况并非不利于浙江,浙江发展指数仍有所提高。

  所以目前的局面是浙江有理由沉住气。我们早已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甚至建设空间也不充裕,在全国一派粗放外延增长格局下,浙江必定成为增长“洼地”。然而全国粗放外延增长正在走到尽头,随着中央卡住地方债,卡住各地滥施优惠,卡住会计账目的灵活,再加之中西部资源环境瓶颈日益加剧,区域发展有利局面将逐渐向着有利于浙江的方向转变。

  浙江的内功增强,社会发展应是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增长是牵引力,社会发展是支撑力。我们当前的一个目标,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发展持续居全国前列,一些地方或可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率先转向社会建设发展。诸如增强全社会的人文氛围,普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社会事业、社会服务业发展等。

  这决不等于忽视经济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此称之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迂回战略,也就是按照“工在诗外”思路来做好今后各项经济工作。两年前因参与小城镇培育试点评估工作,去诸暨店口镇调研。镇委书记张壮雄着重谈的,是镇里的社会发展工作。他说,经济方面自有企业着力,需要政府出面的主要是征地拆迁等,而社会发展大量工作,则必须由政府来做,无人能替代政府。诸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村庄和小区建设,农民工的一系列工作等,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

  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持续快于GDP增长,经济增长正在进入消费主导格局,政府在这一时刻有一项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工作。面对劳资双方,政府本质上应是中性的,即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依法维护双方权益。但因当前特殊国情,应更多呵护劳动,推进工资三方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劳动工资合理增长。同时也要引导资本节制,增强资本社会责任,促进资本治理结构的代际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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