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地说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应该是一种乱世现象，确切地说是社会非正常时期的一种特定状况。高情商者具有较强公关交际和组织协调能力，通常来说比较适合当管理者领导者。而社会非正常时期最缺乏的就是组织资源，因此高情商者生逢其时，这大概也是大牌教授说情商比智商重要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短缺经济社会，老酒香烟火柴肥皂煤球乃至豆腐，一概凭票购买。一些头脑活络的人，也就是一些高情商者，抓住机遇创业，2010年浙江制造业百强企业前50家有34家是农民创业。你不能说这34家企业的领头人智商都不高，但可以肯定，这些领头人的情商总体高于智商。

当年我们家邻居有一对兄弟，都不爱读书，小学初中都读得很烂。老大老实巴交，情商智商平平；老二机敏活络，典型的情商高于智商者，刚过二十岁就带女朋友回家。九十年代的时候听说，老大下岗，老二做了老板，有好几处门面，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情商比智商重要的案例。

其实情商比智商重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定条件，这就是知识不再稀缺。就经济增长阶段划分而言，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与日本在19世纪末期的状况差不多，但文化普及则远高于当时的日本。日本在1890年，全部在校学生只占人口总数的8.0%，到了1930年才达到17.1%，而浙江1980年这一数据已达到17.3%。知识普及与全球性的技术溢出，加上非正常时期社会组织资源严重不足，才使得高情商者远比高智商者混得好。

对于一些情商比智商高一大截，同时只擅于发挥情商而不太运用智商的人，我们宁波人还是有一点鄙视的。这或许有一点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那种感觉，但确实也与宁波文化崇尚实干有关。宁波人把这样的人说成是“会做人”，是一个贬义词；说那种能说会道，但不愿干活的人是“gang bai dou”、“桥头老三”，意思是讲大话、不干活、领工钱。这样的人其实不一定能讨大家喜欢，领导有时也不太要看。当年我老爸有一句口头禅，“大水冲下来的木头，也是要用手去捞的”，意思是做人得靠实干。

一个正常的社会，既需要高情商者，也需要高智商者，二者缺一不可。一个人倘若兼具高情商和高智商，当然很好，可惜上帝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人少之又少。陈景润智商极高，情商极低，不然就不会连个人生活也一塌糊涂；唐骏情商极高，智商稍逊，不然就不需去拿野鸡大学文凭。

正常社会对高情商者的需求是有限的。正常社会的组织资源充足，乱世当英雄机率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制度健全，人际关系平和，除非一些特殊职业和特殊岗位，个人或许并不需要太多精力于公关交际。在这样的社会，仅有高情商而智商并不高，或只发挥情商而不愿发挥智商的人，很可能不一定能一下混得很好。

正常社会对高智商者的需求是无限的。什么是高智商者，就是具有超强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当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师、技工、农民，社会对他们是贪得无厌的。在这样的社会，高智商而低情商者也可以混得相当出色。好像一个英国学者曾说过，如果英国突然丧失一百个政治家，社会将平静如常，但如果突然丧失一百个科学家，社会将遭受重大打击。

当前中国社会确实不太有利于智商较高而情商较低、只愿发挥智商而不太愿发挥情商的人。长达一百多年的动乱摧垮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新的制度来不及确立和运转，使得人们不得不花更多心思用于处理协调周边关系。君不见，无穷精力耗费在复杂的关系之中。所以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高智商而情商稍低者们也能混得较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市场化的深入，我们总算欣喜地看到，社会转型正在加快，新的社会规范正在加快确立，一大批高智商者终将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