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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我们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毁坏我们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学史札记三枚

卓勇良

  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是可以从先行国家那边,学到很多东西。这也恰是后发国家一大优势。凡他们所经历的,我们很可能也将经历,诚然时间地点和其他什么都将发生变化。

  一、失落的血脉

  数万年前原始人走出非洲,横渡红海前,在非洲吉布提海滩,BBC的一部片子说只有数百人。这个甚至比当今多数珍稀濒危动物还小的种群,如今却是地球上最伟大生物。人类繁衍虽强,但相当一些伟大民族的文化传承却较弱,甚至中断和断流。

  如今的两伊、埃及和印度,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然而这些古文明,如今只是少量残存遗迹。文脉已断,传统皆无。甚至当地居民,亦绝大多数是后来进入的阿拉伯人、白种人等,土著血脉或已断流,或几乎尽融于其间。尼罗河上游据说仍有少量法老后裔,但近亲通婚,羸弱不堪。

  血脉文化均断,那就是彻底的孤魂野鬼,只能存在于历史中了。以我们这些世俗的人看来,真的是大悲剧。当年北非迦太基,即如今的非洲突尼斯一带。这个早于罗马建城的地中海古城,当年其名将汉尼拔几乎置罗马于死地。如果当时连取三场大胜的汉尼拔直取罗马城,不仅改写罗马史,还将改写整个世界史,然而汉尼拔止步于罗马城下。罗马得以蓄积力量,迫使汉尼拔自杀。最后罗马大军以三年时间荡平迦太基。今天突尼斯土地上的遗迹,大多是罗马人留下的。当悲剧主人公不复存在时,胜利者书写的都是喜剧,那悲剧也得寻找拼凑才能复现。

  我们很骄傲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世界四大古文明,惟中华文明保存完整,延续至今。作为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生物种群,我们几乎与数千年前毫无二致,这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是惟一的;我们独特的文字传承至今,两千多年前诗文,如今萌萌孩童亦朗朗上口,或亦世界文化史惟一;我们有内在的文化传统,经史子集,汗牛充栋,虽不能说惟一,但无出其右者。

    更令人骄傲是每一个入侵者最后几乎都被中华文明同化。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与罗马军队作战,打开门户,诱敌深入,包围全歼;后来罗马将军西庇阿攻打迦太基,当汉尼拔的战象冲击时,西庇阿也取条开门户战术,打得汉尼拔落荒而逃。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柔软的腹部,平时饱满丰硕,当对方拳头用力打来时,吸气收腹,令对方落空,身体失衡,扑地而倒。

  然而历史并不能决定未来。晚于孔子约两百年的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当年以一支3万多人军队,一直打到阿富汗,是何等英雄气概。然而从公元前30年到1821年,希腊沦陷,异族统治。中国这个庞大身躯走到今天,继续原来的路,就非常有可能重蹈那些失落的血脉的覆辙。

  发展能解决问题,但发展将产生更多问题。形象地说,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烦恼。发展水平提高之前,主要问题无非是物质匮乏。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产生了严重的污染、腐败、社会风气变坏等问题。且同时阶层多元、群体多元、利益多元、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等等。问题复杂性成倍提高,问题数量爆发性增长。

  发展水平提高之后的问题,比发展水平提高之前的问题更难解决。形象地说,穷人烦恼是物质性的,富人烦恼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烦恼远比物质性烦恼难以解决。发展水平提高之前,沿海这边至少还有口吃,无非少一点差一点;精神生活虽然单调,但毕竟没有太多不公平。而现在说得夸张一点,每一个问题都会要我们的命。

    发展而转型滞后,后果是爆炸性的。无论是大量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最近揭发出来的一连串惊人的腐败问题等,都有同一个特征,即丧失底线。小时候饭粒掉在桌上,爸妈都会要求捡起来吃下去,底线是不能浪费粮食。世上有好多事,我们都不能去做;世上有好多底线,我们都不应有任何逾越;世上所有事都必须讲道理,事物内在逻辑是一条不能违反的底线。如果贪图方便而逾越底线,其最终恶果就会像溃堤后的洪水,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我们民族的血脉,我们文化的血脉,是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最后毁坏我们的不是外敌,而是我们自己。恰如汤因比研究了21个文明之后的结论,文明都是从内部开始朽坏的。经济社会应同步转型,社会转型或更重要。经济转型是牵引力,社会转型是支撑力,增强支撑才能增强牵引。

    二、丰裕陷阱

    公元8世纪,大唐长安城人口超百万,欧洲这时正处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罗马城最萧条时仅2万人,英伦三岛正饱受维京海盗侵扰,英格兰土地上的撒克逊人尚未开化,美国建国尚需漫长千年。

    中国发展领先于欧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18世纪前。浙江在14世纪的元朝,以其10万平方公里面积,其中只有不到3万平方公里宜耕土地,人口1000余万;英格兰13万平方公里面积,且大部分是起伏的平原,黑死病大暴发前只有350至400万人口。浙江现代经济增长前的人口,于太平天国战争在浙江大规模发生前的1859年达最高峰,为3040万,而工业革命早期1801年英国人口889万,不到浙江三分之一,中西方发展差距可见一斑。

    史上第一本关于英国人开发澳大利亚小册子中的一个故事,能进一步了解欧洲人眼里的中国。1788年1月,英国第一批736名囚犯被送上澳大利亚后,突然发现有21个囚犯逃跑。这些人返还时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他们说是逃向中国去,因为中国就在边上。

   我当然不至于像阿Q那样陶醉于祖宗伟业不能自拔。随着对东西方历史了解的深入,突然迸出一个词,丰裕陷阱。这就像浙江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奋力拼搏,随后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2004年以来至今发展放慢一样,丰裕是中国的骄傲,但亦磨灭斗志,且因自恋迂腐而落后。

  郑和1405年首下西洋,至1433年第7次戛然而止,明皇朝遂自毁这支世上最强船队。美《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李露晔指出,明朝“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足以‘绥服’他国,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当时的兵部郎中刘大夏指斥宝船从西洋带回的当地物产,“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明成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第一天即下旨,“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航海日志被毁,逐渐发展至禁海而闭关锁国,终致大大落后于西方诸国。倒是随郑和船队压舱而来的西洋红木,于无意中被木匠发现,造就一代明式家具辉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段佳话。

  西方人远航西洋,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史。就在郑和首下西洋100年后的1505年,一支葡萄牙舰队驶向东方。随后在1509年9月,葡萄牙舰队锚泊马六甲港口。在葡萄牙水手眼里,“这个港口停靠的船只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掀开了西方对东南亚的殖民史。1942年末日军全面进攻东南亚时,荷兰占据印尼,英国占据马来西亚,美国占据菲律宾。西方人给东南亚诸国送上了西方式民主,给菲律宾和新加坡留下了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

  多年来脑中一直有一个传统中国人形象。此人即巴金笔下觉新,身板瘦削,长衫飘逸,虽饱读诗书,却不喑世俗事理;虽富有正义,却向恶势力妥协;虽品性善良,却无力主张自身权益。自恋误国,迂腐误事,怯弱误已;尤其是在丛林法则当道时代,温良恭俭让等于自杀。即使今天,自恋迂腐仍在影响转型发展。

  “安逸的环境会无例外的养出来没有胆量的人”。这是汤因比引叙的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一句话,而这里的没胆量,或可是守成封闭同义词。我尚不至于惋惜历史上的中国没有殖民侵略,只想就事论事指出,长期满足于低水平丰裕而难以自拔,应是中国近代落伍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然而物质上去了,精神下来了。这虽曾是先行国家普遍问题,然而当下中国更甚。这就有可能产生如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也可说是“后发陷阱”。即因已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放慢社会变革,以致障碍长远的经济社会进步。

  这决非忋人忧天。往后的经济必然依靠创新驱动,然而我们拿什么创新呢。我们一批最优异的学生、最杰出的企业家、最能干的经理人,相当部分不是已前往境外,或已成为外籍人士。那些最伟大的原创科技,如果没有一大批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沉下心来,不经十余年甚至几十年努力绝难成功。局部技术变革固然重要,但并不足以把我们的民族带向未来。充分认识国家民族发展紧迫性,再现1984改革胜景,应是当前惟一选项。

  三、十八世纪欧洲全球化与明清禁海

  15至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西欧诸国崛起的重要因素。1768年8月起历时3年,出身于英格兰一个小村庄的库克船长,驾驶一条仅为300多年前郑和宝船1/20大小的三桅帆船,成功进行了人类首次单船环球航行。

  此时欧洲全球化初现雏型。英国海军部出发前给库克船长的令状中指出,既可以在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也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补给,也可以在巴西沿岸补给。库克船长选择了里约热内卢,这是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总督对库克船长充满敌意,不过仍按库克船长要求派出领航,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

  两年后,库克船长南太平洋大溪地观测了金星凌日,绕新西兰一周测绘,以及测绘澳大利亚东岸。这时他们来到帝汶岛,库克船长拒绝了船员要求登上这个荷兰殖民地的要求。先是误打误撞在现印尼的萨武岛补给,荷兰殖民者在岛上建立了制度化补给体系,要价大大高于土著。然后来到雅加达港口,补给维修和休憩,不过库克船长后来对这次休憩懊悔不已。

  200多年前的雅加达,居然已是欧洲人全球航行的重要基地。库克船长在锚地看到16艘欧洲商船,以及多条小船,后来又有若干艘欧洲船舶进港。库克船长他们尚在港外,快速帆船载着一位荷兰军官登船检查,要求填写一份详细表格。这时他们已经没钱,而船底严重漏水需要修理,荷兰总督同意借钱给他们。港口有修船用的船坞,充足的木工、捻缝工,供应焦油沥青,效率和国际化受到库克船长高度赞誉。随后,这艘小小的三桅帆船从爪哇角,横渡印度洋,直驶好望角返回英国。

  就在欧洲人全球布局时,我们中国人在禁海。1757年,清皇朝限广州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封闭江浙闽海关。舟山定海是中国最早向欧洲国家开放的窗口之一,曾经各国商船停泊定海者众多,与宁波一样,建造了俗称西洋楼的红毛馆。所有这些,均在1757年及次年宣告结束,温州、瑞安、平阳等地分口亦同时封闭。

  我们这个民族曾热烈地拥抱大海。我儿童时期居住在宁波车轿街,这条街的旗杆巷口,曾立有一块碑,纪念此处为宋朝市舶司遗址。市舶司是唐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宋太宗淳化三年即公元992年,置于杭州的两浙市舶司迁至定海,不久后即迁至明州(宁波古地名)城内。在无动力帆船时代,甬江是非常优良的海港,是重要的通商口岸。1729年,浙海关总税额89600余两,乍浦占其中43.5%,比康熙时增加2.6倍。

  我七八、十来岁时,宁波下白沙至灵桥的甬江岸边,船桅林立,百舸待发。我有一次和小伙伴一起,与一艘机帆船老大结成朋友,在船舱里上串下跳,坐着他们装上挂浆机的舢板,疾驶于甬江和姚江之上。

  愚昧的统治者视大海为敌,他们一次次逆世界潮流而动。满清皇朝如此,明皇朝亦如此。明朝初年,朱元璋立下“不许寸板下海”祖训,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泉州、明州和广州三市舶司。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废昌国县,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两里以外居民和其他46山(岛)居民徙迁内陆。泉州一批以海洋为生的人,禁海后来温州寻找生路,是如今一批温州人的祖先。

  禁海之中,处处流露着统治者低水平丰裕式的自负。他们把接待欧洲商人馆驿取名为侮辱性的红毛馆,认为欧洲人若无天朝的茶叶大黄就难以生存,小时候我父亲也说过这些。明清统治者就像修长城把游牧民族挡住一样,认为只要禁海,就能确保江山安宁。现有历史学者提出,所谓倭寇,很可能是禁海之下,沿海居民不得已而采取的激烈行为。

  一个伟大民族就这样孤立于世界之外。拒绝正常的海外贸易,拒绝以正常视角接受“番鬼”到来,拒绝自己的人民探索大海。而当列强坚船利炮来到家门口时,已毫无招架之力。我1997年坐在日本静冈市太平洋岸边大堤上,面对如此伟大的海洋,非常不明白我们的祖先,居然能安心蜷缩在岸边。

  “风起于清萍之末”。十九世纪中国的惨痛历史,根子是在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鼎盛年代,无非是为了管理便利一禁了之而植下的,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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