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资本是在计划经济缝隙中快速扩张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盲目信奉所谓的计划经济，当时的华东局以甚至不允许浙江发展毛纺织业。文革期间，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宗旨，严厉打击民间创业。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仍在打击家庭织机。

由此导致浙江资本先天不足。一是局限于消费品和非标生产领域，产业层次长期较低，典型者如纺织业长期具有较高比重，鲁冠球40多年前只能以生产非标的维修用万向节起家；二是局限于农民自主创业，创业团队知识水平较低，2010年浙江制造业百强企业前50家有34家是农民创业；三是局限于国内需求不足和诚信水平低下，不得不大举出口，导致严重的出口依赖。

由此形成了浙江资本“两低一高”状况，即低产业层次、低知识结构以及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在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和国内宏观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浙江资本的这条路子自然而然进入尽头，当前亟需实施如下四重转型。

资本要素结构转型。从经验型企业家与低成本劳动的结合，转变为知识型企业家与高素质要素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具有较高的情商和挫折商，以及较好的运气。然而在未来岁月中，情商看跌，智商看涨，肯吃苦更得能动脑子，即使运气的概率亦是看跌。因此，企业家们要么转变自身，使自己也成为知识型企业家；要么是以自己的高情商，建设一支高智商团队。事实上，浙江已有一大批企业家实现了这种转型，这也是我们对浙江经济充满信心的基本依据。

资本形态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资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资本并重，以及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转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管是做制造业还是做服务业，都应该高度专业化。对于大企业来说，要把制造业或服务业的低端部分分离出去，向高端的研发、服务、资本运营等方面开拓。一些规模特别大的企业，更应长袖善舞，与金融联手，甚至直接进入金融业。综观当前国际市场的那些大品牌，很少有通吃产业链的资本结构，总是把资本置于产业链关键环节，而这些关键环节通常亦是价值链高端。

资本空间转型。从本地化资本为主，向本地资本与资本输出结合转变。布局全国乃至全球，大规模向省外投资，是当前浙江经济的一个重大趋势，媒体报道浙江在省外已有7000多亿元投资。我所利用上市公司年报统计对省外投资，得到了每年新增的省外资产，大致占这些上市公司新增所有者权益的15%左右的结论，考虑到新增的省外净资产额将大大小于这一数据，因此这应该是浙江目前可以接受、不算太高的一个对外投资水平。向省外投资虽然减少了省内当前投资，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对省内经济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政府当前应关注对省外投资，将其提升为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实施优化、引导等对策。

资本运行转型。从人格化资本为主，向人格化资本与制度化资本结合转变。人格化是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资本以人格化特征为主，实现了快速扩张，当时的媒体充斥着“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报道。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要企业家个人魅力，但这种个人魅力应与企业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这些年，耳闻目睹一些大企业一夜之间辉煌不再，就与个人作用过强，缺少制度制衡有关。企业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发挥企业家个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为了有效限制其个人作用过强之后的消极性。

管理学有一句名言，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资本。在很多时候，导致产业缺少活力的，很有可能是资本经营不适应导致的。当前积极推进资本转型，不仅仅是企业的事，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