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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有科研活力

卓勇良

  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抗战”时期拍的杭州照片,几张全手工的稻谷收割和脱粒照片,令人突然想到,我们其实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制造业根基不实,关键是科研落后。

  国有科研体系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主力军。就科研活动的人时和经费而言,国有科研体系大致占全国1/3强。就科研领域和水平而言,则与当今中国产业领域以民营为主体截然不同,国有科研占据着最重要领域和最顶尖水平。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54个奖项,除其中3.5项二等奖是香港高校获得外,其余均为国有机构所获。同年国家科技进步奖137个奖项,国有科研机构为主的团队,获得了其中的124项。

  国有科研长期为人垢病。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多次长期空缺,2012年,国有企业科研经费占全国7.8%,科研人时占全国7.3%,有效发明专利仅占全国5.9%。国有科研占了一块好地,但却存在着不接地气的较大问题。产业领域的重大突破较少,对于企业促进较少。当前制造业高大上装备大量需要进口,微电子领域与国际前沿差距长期未能有较大缩小,国有科研有一定责任。

  问题症结在于,改革开放逾30年,国有科研虽然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实行双轨制,但市场这一轨长期受到牵制,无法真正放开搞活。这不仅影响国有科研自身活力,也导致中国科研整体缺少活力,缺少对于民营经济的较强带动。

  根据当前现状,可供实施的一个思路,就是根据上个世纪“增量改革”经验,在积极壮大民营科研力量的同时,坚持放开搞活国有科研体系中的市场经济部分。然后待条件成熟,逐步将其从国有科研体系中剥离出去。这样,市场化的科研力量越来越强,国有科研体系占全社会比重越来越低,从而实现了科研发展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就当前而言,放开搞活国有科研体系,亟需两个“破除”。

  一是破除行政化。体制内长期把科研机构作为行政机构对待,人员任命较少从事业发展要求出发,比较考虑论资排辈、照顾情绪,甚至把职位当作福利。科研机构要求高度自由的活动空间,具有弹性的工作安排,而行政机构则强调秩序和服从,以及按部就班的工作安排,科研机构在行政框架之下,不得不以行政规律从事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本质上是一批自由主义分子,如果没有天马行空般的思维,就不可能出重大成果,而这恰恰受到了行政体系的重大羁绊。

  当然转制也是当前急迫的一个选择,然而这需要一个过程。行政体系当前仍需要直接掌握若干科研力量,以降低现行体制下的交易成本;国有科研机构沾染了浓重的行政习气,科研人员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与行政体系融为一体,陡然分离两者,不一定能真正激发活力。当前立马可以实施的,就是切实按科研规律,领导科研机构和人员,切实按科研规律来运营科研机构。

  二是破除大锅饭。前年开始实行的绩效工资,正在国有科研机构形成新的大锅饭。绩效工资因总额受限,奖励甲的钱,只得从给乙的钱里扣。理论上虽可扣乙的钱,但乙的工资本来就不高,更重要的是乙的业绩虽差于甲,但也干得还算不错。结局是既不能扣乙的钱,也无钱奖励甲。在现行绩效工资体系下,干得好的与干得更好的之间,难以拉开分配差距。

  一份有竞争力的薪水是激发人的活力的关键。那些哲学式的关怀,短期或能令人激动,长远则缺少激励。对于国有科研体系,既不能按行政规律来确定科研人员工资,更不能采取事实上的封顶办法。科研人员多半是优秀人才,他们理应得到与其付出相适应的一份报酬。减少收入差距,关键是减少不合理的高收入,不能以此影响科研人员收入。科研工作是长期艰苦的脑力劳动,如果科研费用不能有相应份额转化为科研人员收入,长此以往,就会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

  推进制造业转型,关键是民营科研要成为科研的主体力量。这就涉及科研转型的重大问题,而这里的一个关键则是国有科研机构转型。话题起于制造业,落脚于国有科研改革,正好表明了中国制造业转型话题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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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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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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