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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制造业优势

卓勇良 

  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制造业主体部分应该是本土化的。起码制造业的重点关键产品,应形成本土化全产业链,即国内应完全掌握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及核心部件生产,以及设计和工艺技术、生产装备等,缺一不可。

  国内在制造业的主体部分,原则上不应有什么国际分工。只有中小国家因为国内市场小,不可能什么都生产,才需要参与国际分工,才只能主打少数几样产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对于一些重要的产品,原则上应均能生产。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任何一件小产品都可以有大需求。所以从国际分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业,目标是形成本土化的、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当前已大致具备本土化制造业的正面和负面激励条件。从正面激励而言,我们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总体的工艺技术水平已大为提高。培养形成了一大批一线员工和高素质技术人员,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已经能够生产一大批技术数据全球前列,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产品。同时现代科学精神,以及全社会科学素养,也有了较大提高。

  本土化制造业的负面激励因素亦已形成。出口增速正在从年均20%,降低到10%左右及以下,相当一部分企业出口大幅放慢;农民工工资,以及地价、环保费用等也在上升,企业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房价上升明显趋缓,一夜暴富正在成为神话。在这些情况下,一方面会死一批企业,虽有很多副作用,但将导致要素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是活下来的优势企业背水一战,将有更强的研发,扩张、开源节流等冲动。无疑这两方面因素都将加快制造业转型。

  以我的理解分析,本土化制造业具有三大要素。一是主体,包括研发机构、企业,以及员工;二是体制,包括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市场监管和交易机制等;三是政府服务。在此之上还有一个顶层要求,那就是环境。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仅谈环境问题。

  研发的主体是人,个人的创造发明素养必须从小培养。40多年前,当我制作最简单的晶体管来复式收音机时,与我同年的比尔盖茨,在西雅图中学玩IBM大型计算机;当年我向外祖父要到一元钱,买了一付二手耳机;与我同是1955年出生的乔布斯,12岁时打电话给惠普CEO,要到了全套无线电制作零件。我当年因经济条件所累,小小少年强烈的创造发明欲望受到压制;而今天的那些孩子,则被升学率所累。如果不能有一大批从小就玩创造发明的孩子,就不可能有一大批创造力无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天才创造,均得益于其少年时代的科学氛围和自由自在的环境。如果起点即已逊人一筹,怎么可能在途中追上,更遑论终极取胜。

  国有机构为主的科研领域,是本土化制造业优势的一大障碍。高端轻工装备的本土化是一个巨大金矿,然而大专院校和央企研发机构却较少关注。原因就是他们高度缺少活力,高度缺少与民间对接,放着那么多的活不去干。民企则成长期太短,力量太弱,还担当不了如此重大、如此全面的科研重任。如果主力团队缺少活力,那么就不要企望社会整体的创造活力。

  国内浮躁的社会环境,也对本土化制造业优势形成巨大杀伤力。这几十年,赚钱似乎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1998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速高达35.6%,2000年达到了极为夸张的92.0%。相当一部分重大发明创造,需要安安静静地努力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哪有可能出急就章式的重大成果。我中学时,订阅过当时少有的公开发行杂志《无线电》,阅读过液晶文章,液晶技术用了四五十年,才有了当前发展水平及其广泛应用。如果起点就不打算长期苦苦追求,结局可想而知。

  制造业转型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当下最不为人注重、也是最难的事情,就是整体环境优化工程。我们可以出很多单项政策,但环境会给你一票否决;我们有一些很好设想,但总有人会说你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中国经济发展的快因子正在弱化,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科技创新这样的慢因子上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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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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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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