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消费转型就将是题中应有之义，资本转型也具有了新的选择空间。2009年的浙江经济，一反以工业推动为主的常态，形成了以服务业推动为主的格局。这固然是由于2009年服务业增长速度比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更重要的还是工业增长速度大幅下跌。所以仅就这一格局本身而言，我们只能持审慎乐观态度。值得关注的一个状况，就是浙江服务业格局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2009年，与生活质量提升有关的服务行业以及服务业高端行业等的增长较快，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增长则相对较慢。进一步可以看出浙江服务业正在形成全新的动力结构，一个是服务业升级动力增强，另一个是全国发展较快对于浙江服务业的较大带动。

房地产业与旅游业，是典型的与生活质量提升紧密相关的行业，前者增长速度高达22.2%，后者增长速度亦高达17.5%。金融业可以说是服务业皇冠上的明珠，与经济转型具有密切关系，增加值增长速度也是高达17.8%。批发与零售业增长也明显较快，考虑到浙江制造业增长减速，这个行业很可能是受全国经济较快增长所带动的。另外一些传统服务业，如交通运输、餐饮和住宿业则增长较慢，这显然是受到了省内制造业减速的拖累。

十分明显，浙江经济在达到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后，不仅制造业结构开始提升优化，服务业发展也出现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就拿金融业来说，我们一直以为浙江金融是区域性的。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雄心勃勃地早就想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其2009年中外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仅占全国的8.0%。倒是浙江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反而高于上海，占全国的9.8%。

浙江的消费转型正在较快展开。鞭炮销售下降一半，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就拿房地产业来说，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提供的经验数据，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至20000美元的区间内，住房消费增长弹性高达1.8。也就是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住房消费支出则增长1.8个百分点，且这一势头将持续至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以上。

浙江在如何应对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方面，与全国一样，大有商榷之处。1999至2009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约15%。而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土地供给，2002年以来则大幅下降，特别是2005至2008年的连续4年，年均房地产土地供给仅1800公顷左右，只有高峰年的1/2左右。土地供给的大幅波动和持续数年的较低水平，加上多种住房需求大幅增长，特别是投资需求兴风作浪，导致地价房价“飙升”，损害了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也影响民生。如果更严重一些，非常有可能影响浙江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计。

浙江的资本转型正在积极展开。浙江金融业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浙江制造业资本多元拓展的产物。这几年浙江企业大举向省外投资，也把浙江金融业“捎带”出去了，这就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浙江企业向外投资，也导致浙江金融占全国金融的比重，比浙江的GDP占全国比重还高3.0个百分点，开始具有了全国性金融的一些迹象。

再没有比金融业快速发展，对于浙江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意义了。这意味着浙江资本在金融资本支撑下，具有了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的较强竞争力，也意味着浙江将不仅继续以商品生产经营见长，同时也将以大规模资本输出和资本经营见长。总部经济与金融中心相互支撑，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浙江资本加快多元拓展。在这一过程中，浙江资本既在省内提升生产经营，也着力布点省外甚至海外，同时由制造业向其他产业进军，同时组织架构和营销网络也在发生全新的变化。

记得2009年末在浙江工商大学召开的省经济学会年会上，史晋川教授在谈到浙江服务业正在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时说，关键是这一状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一个长期趋势，那确实是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现在可以回答史教授的是，浙江当前服务业发展格局，非常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应该是可持续的。因为这除了是以省内制造业基地为支撑外，也是由省内消费转型，资本转型，以及全国经济较快增长等多种因素推动的。

其实对于同一事实，不同视角甚至会有完全相反的结论。如对于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中日文化人曾经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学者福泽渝吉，在美国考察时，看到全套金属餐具时想，连吃饭都用铁器，可见这个国家是多么强盛。而在中国导演谢晋拍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舟山官员看到英国海军官员用刀叉吃饭时想，这哪有我们的筷子灵巧。福泽渝吉后来创办的日本庆应义垫大学，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而那场鸦片战争，则以中国失败告终。这样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与如何看待西方物质进步具有紧密关系的。

对于当前浙江经济大势，肯定不会有如此相左的看法。但如何进行系统的深入分析，如何深刻揭示其中的积极因素，如何以此来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如何形成顺势而进的积极局面，则是值得全省上下包括政府和业界，进行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