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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强化转型升级新活力和新优势
卓勇良
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式。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有利之处是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从而形成符合当地实际,把负面因素压到最低的转型升级新路子。

一、充分认识十二五是浙江转型升级的重要转折阶段

日本1975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1990年价格)后,产业结构变动明显加快。第三产业比重加快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开始加快下降,同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上,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1975年,日本批发零售业比重由上升转为下降,房地产业从下降转为上升,金融保险业由上升转为下降,运输通信业由较快的下降转为缓慢的下降,狭义服务业比重的变化不太明显。同时,政府公共服务占第三产业比重,从上升转为下降,表明市场替代政府、社会自治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

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参数将在十二五发生转折性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参数,是劳动力供给将全面紧缺。根据全国各个年龄段人口计算,大致从2012年开始,新增就业年龄人口增长,将少于新增就业岗位增长,虽然劳动力总量仍然剩余,但青壮年劳动力将出现短缺,这就将推动全社会工资水平加快上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激励约束将大大强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国内的发展环境,都在告诉我们,十二五将是浙江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浙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主要是经济崛起,后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将“渐入佳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多重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

二、切实培育转型升级新活力

最重要的是发挥浙江经济由非均衡转为均衡的活力。随着劳动力全面紧缺,劳动工资加快增长,宏观经济结构将趋于优化,从而形成经济均衡化进程带来的活力。一是服务业活力,浙江第三产业2000至2009年,持续保持10%以上的速度,尤其是2009年第三产业仍较快增长,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源泉;二是产业创新活力,浙江制造业正在摆脱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出现了制造业结构收缩性调整与增量调整并重格局,2000-2009年,浙江三项专利授权量年均递增速度高达30.1%;三是对外投资活力,日本在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1990年价格)以后,对外投资迅猛增长,浙江对省外投资目前正大幅增长,对境外小规模投资也正在全面展开,浙江经济具有了新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是资本转型形成的活力。资本是产业的载体和支撑,所以出发点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落脚点则是资本转型升级。因此,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快推进,浙江将迎来资本多重转型。一是资本的要素结构转型,从经验型企业家与低成本劳动的结合,转变为知识型企业与高素质要素的结合;二是资本形态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资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资本并重,及其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转变;三是资本空间转型,从本地化资本为主,向本地资本与资本输出结合转变;四是资本运行转型,从人格化资本为主,向人格化资本与制度化资本结合转变。如何有意识地引导和加快资本转型,强化制度创新,增强政策扶持,无疑将使浙江经济社会增添新的活力。

再一个是城市化加快形成的活力。浙江多数地区的城市化,是一种全地域均衡推进的城市化,与欧美和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本质区别。浙江多数地区农民,总体是就地市民化,不需要大范围的空间转移,是一种低成本的城市化。城市化导致的空间集聚、资源集约、布局优化、品质提升,将大大提高浙江要素效率,极大地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三、着力强化转型升级新优势

浙江三次产业结构总体是合理的。当然,这仅相对于当前发展阶段而言。需要强调的是,分析浙江产业结构必须充分注意到三个因素。一是工业品大量出口,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对浙江的替代,这些因素压低了省内第三产业比重,然而这并不表示浙江第三产业是滞后的;二是国家经济具有综合的特点,区域经济则更专注于某一特定产业,如果照搬国家模型分析浙江产业结构,同样会得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结论是不确切的。三是评价产业结构应充分看到统计制度、数据口径等的差异。

当前研究第三产业发展,需要避免发展目标定得过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避免把第三产业比重定得过高。国际性大都市周边、出口比重较高的发达区域,第二产业其中主要是制造业比重高一些,服务业比重低一些,是一个客观经济规律,日本如此,美国亦如此。而且,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还取决于工业,如果工业增长较快,第三产业比重就难以较快提高,但这决不是第三产业滞后所致。当前在转变发展方式中,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实际的发展目标。

造就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路子,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活力。一是打造国际商贸中心,以省内物流体系、高度活力的专业市场及贸易企业为依托,加快内外贸发展。二是打造国内制造业投资中心,在推动省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优化和引导省内企业投资省外发展制造业,培育以浙江为基地、分布于全国乃至全球的生产经营网络。三是进一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当前除了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外,还需要优化产业分工,分离大企业的生产部分,强化大企业的总部经济功能;分离中小企业的服务部分,提高中小企业效率;以社会化服务和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管理,大幅降低企业成本。

通过大力打造上述“两中心一基地”,将形成总部经济加快发育,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增长,城市功能加快增强,制造业附加值加快提高的较好局面,极大地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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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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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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