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水脉

卓勇良

　　中共浙江省委提出的“五水共治”，是遵循浙江现代化内在规律，在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深化改革宏大背景之下提出的系统工程。历史地看，治水兴，则浙江兴，当下浙江更是具有治水兴浙的新要求。

　　一、浙江水认识误区

　　水是浙江的生命，也是浙江传奇的一条主线。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每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有地表水140万立方米，是全国平均的4.7倍，是这一指标全国各省份中位数的4.2倍。而且浙江七成是山，林木涵水，然则物质不灭，如此多的水，终究是要汇集到少量平原上来的，江南水乡由此而成。

　　不知从何时开始，浙江有了缺水之说。这里的一个理由，是浙江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人均水资源2641立方米，当年全国人均水资源2186立方米。由于各年份间降雨量差异较大，浙江人均水资源在全国平数上下波动尚属正常。同年，浙江人均水资源列全国第12位。

　　应科学看待全国人均水资源排序。按这一排序，列第1、2位的是西藏和青海，新疆亦列全国第6位。然而这一排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缺少足够的实际意义。西藏青海是高原寒冷地区，地广人稀，丰富的水资源“英雄无用武之地”。新疆是沙漠干旱地区，无非是因为人少，才显得人均占有的水多，水资源总体严重不足。我曾乘吉普车从哈密到敦煌，其中一段长达320公里的公路穿越戈壁滩，看不到水、看不到一丝绿色，月球景色莫过如此。

　　如果剔除西藏青海和新疆，浙江2012年人均水资源，应该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5倍，可列全国第9位。所以即使按人均水资源计算，浙江也不能说是水少的省份。这种排位上升虽然意义不大，但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倘若一定说浙江缺水，则是局部的水质性缺水。30多年前，夏天经常在宁波市中心的三江口游泳，虽然当时甬江水并不清澈，但绝无异味，绝无重金属等。恰如史马迁在《史记》中所言，“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时也常在宁波城南的内河游泳，水很清冽，如今这些只能是回忆和梦想了。

　　对于浙江水的兴趣，始自10余年前。当时写“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部书，因为要进行一些历史追溯，大量寻找和阅读资料之余，有时也不免遐想。浙江史前社会这块土地，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呢？有一天忽然大悟，当浙江这块土地还没有先民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浙江平原应该是沼泽和森林为主的景象。

　　欧洲有大量历史性的石材建筑遗存，典型者如希腊卫城的巴特农神庙，而浙江几乎没有类似建筑。原因就是丰富的雨水加上合适的四季，造就了浙江森林的巨大生命力，以致历史上浙江人主要使用木建筑。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印山越国王陵，现实体会到了浙江古代森林的巨大力量。墓室中的三角形木椁，用的是直径80多厘米、长6.7米的木材；独木棺全长6米多，宽1.1米，据说是最大的古人独木棺，木椁和木棺总用材近500立方米。看到墓外郁郁葱葱的山林，当时就想，这些巨木或许是就地取材的吧。

　　与此同时，浙江史前社会沿海一带，由于没有水库调节和堤坝拦截，周期性的洪水冲刷着大地。洪水过后，低洼平原上充满了沟豁、水塘和大面积的季节性积水，其上则是茂密的植被。与此同时，天文大潮长驱直入，周期性地使沿海一带成泽国一片。沼泽之说，由此而成。后来那部书定名为《挑战沼泽》。

　　浙江文明起源并不晚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相对逊色。原因即水约束了浙江发展，小规模文明的辉煌是有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所带的军队，是一支由囚犯两千人、士兵四万人，士六千人组成的小规模军队，这是十年卧薪尝胆倾国而出的力量了。同一时期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战争，一次动员数十万军队是很寻常的事。由于水的力量实在太厉害，先民们只能长期蜷缩在小块土地上。出于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0年左右迁都山东琅琊。

　　水促进浙江发展，亦抑制浙江发展。从史前社会的滔滔洪水，到当前省委提出的“五水共治”，一条水脉贯穿浙江发展始终。

　　二、治水兴则浙江兴

　　一部浙江发展史亦是治水史。河姆渡干栏式建筑是浙江先民应对浙江大水的史前智慧创造，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病殁于越国，或可将浙江治水史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朝。

　　然而直至南北朝，浙江治水一直未全面开展。已有的人口和水利资料，都能说明这一点。浙江人口直至南北朝，一直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浙江约有76万余人。100多年后，到了东汉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浙江人口也不过90万。到南朝?宋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浙江人口仅122万人。从西汉初至此长达400余年间，浙江人口只增长了40余万。

　　浙江大规模治水首项重大标志性工程的荣耀，以我愚见，或非东汉会稽太守马臻莫属。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马臻实施鉴湖治理工程，史书记载说是创筑镜湖，湖周350余里，沿湖筑塘开水门，灌溉田地9000余顷，利及后世千余年。位于莲都区碧湖镇的通济堰，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即公元505年，是浙江现存最早大规模水利工程设施，比鉴湖水利工程晚300多年。

　　浙江大规模治水在唐朝全面展开，人口亦加快增长。据1998年编纂出版的《浙江省水利志》的大事记，秦至唐以前1000年仅18条治水记载，唐朝近300年间则有22条治水记载。宁波人引以为傲的它山堰，创建于唐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浙江人口达到489万，是南北朝时的4倍。

　　这里或许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具的进步，大规模治水需要尖锐的金属工具，而铁器在中国的普遍应用，大致是汉以后；二是管理水平的提高，大规模治水需要组织动员大量资源，需要相当的管理水平，这必须得有社会文化水平进步的支撑；三是人口增长的内在需求，南北朝以后大批北人南迁，治水造田需求加快增长。

　　人口快速增长需要更多生活资料，进一步激发浙江的大规模水利开发。著名宋史专家，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在长江大地域中，由政府组织的开发下部三角洲的庞大计划，通过宋、元二代，到明朝中期已大致完成。如明州即现宁波，到南宋中期即公元1200年前后，绍兴到明嘉靖年间即1522至1566年，已基本完成了有关的水利工程。

　　在宋代，浙江曾一度是全国水利工程最多的省份。根据斯波义信提供的资料，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即1070至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则有1980处，占全国18.3%。当时全国有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则有1048万亩，占全国29.1%。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详细叙述了现萧山湘湖的士绅们，在历史长河中，围绕湘湖治理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所展开的曲折故事。

　　向海要地构成了浙江治水的重要部分。慈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修筑海塘，围垦海涂。大规模围垦活动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即公元1047年前后，当时主要修建了大古塘。开始是修土塘，到1341年全部改为石塘，全长80余公里。此后，相继修筑海塘近10条，海岸线向外推进16公里，围垦土地780平方公里。全省至今由海涂而得的耕地，多达约3000平方公里。1901年，杭州海关第四任税务司，俄国人单尔在杭州海关第一份十年报告中，流露出了对杭州湾海塘工程的敬意，“工程困难之巨大应与大运河和中国长城齐名”。

　　伴随着大规模治水，浙江人口也终于在清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峰。清咸丰九年即1859年，浙江人口达到304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0%，要比当前浙江占人口全国比重高出3个百分点。

　　新世纪前后浙江最大一波治水工程，当推千里标准海塘工程。1997年11号强台风重创浙江，此后3年，全省投入45亿元，建成1020公里标准海塘，成为沿海人民的生命线和幸福线。

　　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间，浙江人民为治水付出了艰辛努力。今天浙江大地一片青山绿水，人民幸福安康，是先辈长期与水奋斗，遵循水环境内在规律的结果。

　　三、水是浙江活力的重要激励因素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气候。土地固然是一个关键，但如把考察点置于人类文明史起点，因各地人均土地均较多，则可暂时不考虑土地影响。所以在一个简略的农业社会发展分析架构中，降雨、气温，以及降雨与气温之间关系，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浙江除了水资源丰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水系独立，长江等洪水对浙江影响很小；二是山区占全省土地的70%，具有调剂雨量时空分布不均的较好条件；三是浙江主要水系源短流急，在土地开发还没有大量侵占洪水泛滥用地的年代，浙江灾害发生频率远低于黄河、长江等流域。

　　最重要的是，浙江降雨与气温变动相结合，形成劳动投入与土地产出的高水平均衡，构成了以丰富的水资源为主线，浙江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激励因素。

　　在浙江，因为有相应的气温和降雨支撑，只要对土地投入劳动，土地就会有相应产出。不像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因为降雨少和气温低，对土地增加劳动投入，并不会有较多产出。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在浙江，当对土地的劳动投入达到较高水平以后，才能导致土地边际产出为零。从历史角度分析，浙江农业有如下三方面情形。

　　起点产量较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起始点，相对于北方和中西部而言，在同样的劳动投入下，因为具有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加之滨海冲积平原肥沃，土地产出相对较多，因此早期浙江就相对比较富裕。这就可以有较多物质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当治水大规模展开以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陡然加快。

　　土地产出具有较长的增长时期。尽管浙江的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之间的均衡点较高，但由于人类惰性、认识局限等原因，浙江土地的亩均产出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单季亩产增长，到多季亩产增长，再到种植经济作物以获取较多货币收入增长的持续过程。明清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增长几乎停滞，浙江农业则仍缓慢增长。

　　土地产出的多样性和劳动的复杂性。在人口压力下，浙江农民不仅追求最大的实物产出，而且根据气候变化种植经济作物，追求最大的价值产出。这就形成了农业经营要求，使得浙江的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投入，还需要一些起码的筹划和管理。而且，一些农作物为交换而生产，促进贸易发展，从而在小农经济环境下形成了较强的商品经济因素。

　　贯穿于浙江长期发展的水脉，在促进浙江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形成以水文化为内在促进因素，积极进取的农业文明。

　　长时间劳动铸就的勤劳习俗。浙江农民长年辛勤耕作小块农田，根据1978－1995年全国30个省市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以此为衡量标准，浙江农民全年劳动时间大致是北方农民1倍以上。浙江农民以较强的耐性，忍受着湿热气候、水田恶劣的环境，长时间进行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这也影响了浙江人通常不擅言谈、不喜张扬，更愿意以低调方式度过艰难人生的个性。

　　集约农业和多样化农业打造的精明习俗。较少的人均耕地促使浙江农民不断提升农业集约经营水平。在杭嘉湖地区，即使在清代，像棉饼这样的优质肥料，每亩施用量也有300斤。这种高度集约的生产方式，导致浙江人的行为处事比较细腻而较少粗犷，善于从蝇头小利中积聚巨额资本。多样化农业更是促使浙江农民具有企业家那样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商业气质。

　　气温降雨同步与灾害影响相对较小导致的积极人生。对于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的积极预期，是勤劳和精明习俗的心理支持。因为过去经验告诉浙江农民，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会有相应回报，这就使得他们在生活压力之下，更愿意为小块土地精心选择种子，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肥料，全年忙忙碌碌，对生活具有较多积极指向。十分明显，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是形成这种积极人生的一个关键。

　　在浙江，很少有像水这样的自然因素，与气候等其他因素一起，决定性地影响着浙江在传统农业时代的发展历程。我们今天虽已进入工业化时代，但农业文明留下的水文化财富，不仅对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正在充实提升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