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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的两难困境

卓勇良 

  浙江经济增速持续处于全国末位,但长期来见诸于媒体的报道,则较少直言土地紧缺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理由就是,浙江或许可以不走粗放增长之路,但也应走集约增长之路,因此土地紧缺不应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然而问题是,当全国经济因土地供给增长较快而致粗放增长越演越烈的时候,一则省内集约增长根本就难以有效展开,二则浙江企业难以抵挡省外低价土地诱惑而大批“出走”。正是由于这些状况,浙江经济自2004年以来,已近10年陷于“粗放走不通,集约走不动”的两难之中。

  粗放增长缺少空间。根据浙江省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至2007年,全省减少耕地361万亩,相当于1980年杭州市统计报表上耕地数字的1.1倍。如果加上耕地增加因素,则此期间实际建设占用耕地数达到873万亩。进而加上2007年以来的耕地占用数量,则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建设占用的土地数,很可能已近1000万亩。

  粗放用地的工业化子必须加快终结,这应是省内共识。浙江当前的“地荒”,既是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的结果,也是浙江内在的资源制约所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2008年数据,浙江建设用地面积已达1.05万平方公里,是浙江平原面积的43.7%,考虑到低丘缓坡开发等因素,则浙江平原起码已有1/3面积为各种建设所覆盖。

  土地就历史而言是可再生资源,更关键的是生态。很难想象,当浙江平原都被工厂、城市、道路等覆盖的时候,将导致何种生态后果,最近发生的禽流感已向我们提出生态危机的严厉警示。我们绝不可能再有第二个1000万亩土地。即使中央政府放松土地管制,浙江各级政府也决不会同意把大量土地用于低水平的传统产业。更何况供需紧张导致的地价上升,也会使得粗放增长无地可用。

  集约增长缺少激励。我们通常喜欢说“倒逼机制”,据说人类有很强的惰性,但将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另辟奚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中西部建设用地低价大幅增加供给,形成普遍的粗放增长时,一则浙江企业在省内集约经营将因全国普遍的粗放增长而致竞争力弱化,二则浙江企业可以“走出去”而解决土地问题。上述两种情况,都将使浙江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省内提高集约经营水平。

  这几年在基层调研,经常能听到省内集约增长缺少激励的案例。几年前去一家包装材料企业调研,这家企业销售三四亿元,增长势头很好,可是长达三四年在当地拿不到地建新厂。我问老总,难道就不能在现有车间上加层吗?或是用较小地块建多层厂房。老总回答,技术可行,经济不可行,因为这会增加成本,导致无法与中西部企业竞争。这实际上是要素价格比较效应,由于土地要素价格长期低于技术要素价格,企业势将缺少用技术要素替代土地要素的动力,从而长期保持依赖土地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

  浙江企业在省内左右为难,不得不去省外复制低层次产业继续粗放增长。2006至2012年,浙江投资年均增速居全国倒数第三,即是企业大量向省外投资所致,这既降低省内经济增速,也导致全国粗放增长越演越烈。

  十分明显,在全国多数省份建设用地持续大量增加情况下,必然使得少数建设用地增长较少省份的经济增速,陷于持续较低的境地。土地虽然不能流动,但资本却趋利流动;当资本不断从土地少而贵的省份,流向土地多而廉的省份的时候,表面看是区域发展出现均衡,实则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正在遭受重大挫折。

  就下一步而言,如果中西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能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中央政府能增强土地管理的科学性,优化占补平衡,全国建设用地供给大幅增长势头或将有所遏止。在这一情形下,虽然浙江粗放增长仍将较难,但省内集约增长激励或将大大增强,这就将加快省内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全国也是有利的。

(本文系当前浙江经济剖析系列第三篇,前两篇见本博 http://zhuoyacn.blog.sohu.com/268798382.htmlhttp://zhuoyacn.blog.sohu.com/266867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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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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