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改革和通常说的改革不太一样，是从民间创业突破开始起步推进的。老百姓先干起来，在创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私人产权体系和区域市场体系。然而，起步于贫穷求生的民间创业突破，注定会在富裕安逸之后碰到一系列问题。

　　当前温州最大问题是转型滞后。温州工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企业竞争力提升比较滞后。温州人均财政支出只有浙江省平均的2/3，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只是浙江省平均的2/3，如果去掉洞头，可能只有1/2。浙江省人均财政支出最低的三个县都在温州，由此导致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我做了一个简约的社会事业发展指数，温州社会事业发展在浙江省是最低的。

　　温州转型滞后的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温州经济增长对区域发展促进作用较弱。宏观税负长期偏低，温州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浙江省平均低4－5个百分点。而且，对于温州有两个向外“抽血”的管道。一是温州金融机构利润上缴相对较多，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状况下，存贷款余额却较多，乐清去年财政收入42亿，但17家银行的利润高达43亿。另一个管道是在温州发展还比较薄弱情况下，财政上缴相对较多。按“六普”常住人口计算，温州人均GDP为浙江省最低，但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却达76.3%，大幅低于舟山、衢州和丽水。

　　更严重的是温州企业大量向外投资。乐清近几年前10强企业基本上没有在本地投资。同时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尽量降低给农民工的工资，虽有大量外来人口但消费很低，且现金外流，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城市建设上不去。

　　正是在上述种种情形之下，形成了我所谓的低水平转型障碍。

　　一是素质性障碍。无论是“五普”还是“六普”的人口数据，温州常住人口中的大专以上人口比重，都与浙江省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关于企业素质的一些主要指标，温州均列浙江省最低或较低。

　　二是资源性障碍。温州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7.5%，人均耕地在浙江省除了舟山以外是最低的，温州企业对此做了很大努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增加值浙江省最高。但近几年建设用地指标还是严重不足，乐清一年只有1200余亩，泰顺只有500余亩。温州本地经济的粗放增长遭遇建设用地的严重制约，然而在全国仍普遍粗放增长状况下，温州企业难以在本地实施具有较高水平的集约经营，于是企业只得向外扩张，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

　　三是嵌入性障碍。温州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能力能一定程度上弥补素质性和资源性问题。然而温州资本在本地和全国拓展，遭遇一系列严重打压，难以较好地进入全国市场和新的领域。经商被逐，打油被收归国有，挖煤惨遭兼并，炒楼被妖魔化，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拓展遭遇金融当局的严厉管制。

　　四是自我恐惧障碍。温州这个小小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计划经济体系之时，随着个人财富逐渐增多，民间社会的自我恐惧情结越来越影响区域发展。首先是姓资姓社恐惧，1990年温州经济一片萧条，现在温州企业家比寻常人更关注高层政治动向；其次是原罪清算恐惧，一些假冒伪劣行贿等做法恰似随时会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剑；再次是社会责任恐惧，企业做大以后似乎就不再是自己的。这些恐惧导致自我安全恐惧，结果是稍有小钱即千方百计寻找安全感，不愿持续做大做强，长期沉迷于传统产业，企业规模浙江省最小。

　　当前温州经济正在往下掉，这也正是浙江经济在全国的一个状况。温州经济最好的时候，GDP占浙江省13.4%，现在仅占浙江省10.5%，掉了近3个百分点；浙江省GDP占全国的比重，当前也比最高时掉了0.6个百分点。2012年温州经济增速浙江省最低，浙江工业增速则仅列全国倒数第3。温州，这么一个曾领先中国改革发展的区域，现在几乎落在了中国发展的最后面，真的非常令人痛心。这是温州的责任吗？不完全是，多半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

　　温州必须加快改革。要从压力型创业推动的改革，走向自主型转型推动的改革；要从经济为主的改革，走向增强社会活力为主要目标的全面改革；要从温州自身努力为主的改革，走向中央和省积极予以制度创新支持的改革。

　　加快温州转型有五大目标和抓手。一是空间转型，这是区域转型的基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设一个从乐清到苍南，具有600万至800万人口的百公里滨海城市带。二是社会转型，这是区域转型的支撑，强化底层自治，建设公民社会。三是政府转型，这是区域转型的保障，建设法治、服务和高效的低成本政府；四是企业转型，这是区域转型的关键，加快产业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五是人口转型，这是区域转型的根本，加快提升全民知识水平、职业结构，以及推进价值转变。前三个转型是政府当前能直接推的，后两个转型，坦率地说政府直接能做的不多。所以是以前三个转型促后两个转型，形成3+2的改革转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