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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00年周迅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或许能形象地比喻浙江城市化。浙江城市化就像一场大雾,弥漫于多数区域的角角落落,即如天目山深处的小村庄,也具有城市的生产生活特征;浙江城市化恰如雨后春笋,虽曾备受揶揄指责,但仍势不可挡;浙江城市化也像风,风向风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和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然而对于集聚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否则就难以形成正确认识。浙江一个重大特点是多数人口居住于少数宜居空间上,每一平方公里“宜居空间”人口高达1000多人,为全国各省最高。在这种高密度人口下,任一个点均有较好的投资条件,而改革开放初期生产要素只能“就地闹革命”的体制环境,更是强化了乡村地区投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重大的地理空间和体制特点,改革开放后,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农民在家门口建厂办市场,一个个要素集聚点如雨后春笋生长,形成了浙江城市化的原点。

  “走了一村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如果这句话含有批评成分,确实指出了浙江城市化进程中,阶段性的空间混沌现象;但如果绝对化这种批评,则可以说是对于浙江城市化的一种机械式的理解。欧美和中国北方地区人口稀少,在一定半径范围内只有较少人口,难以低成本地获取生产要素,也难以形成创业初期就地销售的规模效益,不可能像浙江那样在镇村大量建厂。欧美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集聚,主要只能围绕城市展开。因此,他们的城市化注定了“城村分明”。

  浙江就不一样了。在浙江约3万平方公里的宜居空间内,改革开放初期有近4000万人口。假定一个典型县约80万人口、约600平方公里左右宜居空间,并进一步假定这一典型县呈比较规则的圆,则这一典型县的半径仅为14公里。在如此短距离的高密度人口范围内,在任何一个孤立的点上办厂,都能以较低成本得到生产要素供给,都能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销售产品。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几乎县县都有小水泥厂、小啤酒厂、小纺织厂、小家具厂等。这些分散化的企业依靠当地要素供给和消费需求,即能形成最低经济规模,生产经营红红火火。

  当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有相当多的产品销往“三北”地区,即华北、东北和西北,而这些产品也是分散在浙江乡村地区生产。这种分散生产和长途运销,成本固然相对较高,但相对于当时低效率的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仍有很强竞争力。再则工厂虽然办在乡村,但都靠近交通干线,短途交通费用在总的运输费用中的比重并不高,所以进一步降低了对于分散性的敏感。所以浙江城市化初期注定了“村不像村,城不像城,村像城来城像村”,当时如果不允许这种“四不像”,很可能就不会有浙江经济的良好势头。

  浙江城市化就这样在分散化的状态下开始起步。或许可以把这种情况形容为就地生长式的城市化,即浙江城市化主要不是一种水平扩张运动,主要是一种垂直向上运动。一些人士根据欧美的城市化理论,指责这一状况的种种不合理,但在浙江特定的地理空间格局和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它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

  外向型经济进一步促进浙江众多要素集聚点的壮大提升。1998至2011年,浙江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5.9%。在出口主导格局下,浙江那些偏僻的镇村的区位条件,甚至远好于内地大中城市。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区域收益递增,产业配套快速发育,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社会事业加快发展,那些曾被指责为分散化的镇村经济,终于从丑小鸭成长为白天鹅。

  到过诸暨店口镇、象山爵溪镇等的人都会惊讶于这些偏僻城镇的繁华,而能把偏僻与繁华联成一个能普遍应用的词组,恐怕也是浙江特色。当前需要进一步张扬浙江城市化的全地域特征,但草根主导必须加快转变为精英主导。做高、做强、做美,着力推进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村协调发展,应是当前浙江城市化的混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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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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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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