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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

卓勇良

  浙江的省内经济指标近几年不太漂亮。当然这是与兄弟省市比较而言,就自身而言则不能算低。这一状况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浙江目前正在遭遇一个深刻矛盾,这就是省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要素环境瓶颈制约,而在省外,传统发展方式则仍有较大空间。

  前些天去浙江长兴县夹浦镇环沉村了解到,他们当前最大问题是缺地,县里今年只给了两亩指标,根本不够用。我在企业看到,车间拥挤不堪,化纤布在车间门口搭棚检验,雨水打在布上。最近又去了庆元的九川竹木,尽管在两个车间之间搭起天棚形成了一个新的车间,又在车间内部搭起“阁楼”,可是企业生产还是受到了缺地的影响。

  然而从省内面上而言,我们确实已经不能大量供地。根据2008年普查数据,浙江耕地总计2881万亩,人均仅0.53亩。改革开放至今,根据我的估算,全省各种建设占用耕地大致900万亩,减去新增的耕地,净减少耕地约400万亩,这大致相当于杭州全市1980年的耕地数量。这几年浙江的“地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当然还必须增加一定的建设用地,但像2004年前那样,较多占用耕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放眼省外,传统发展方式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当前农民工工资加快增长,这就导致中低档次产品仍有一定甚至较大增长空间,进而导致传统产业仍有相当增长空间。中西部一些省份的人均耕地多达2亩以上,有些甚至高达3、4亩,当地政府强烈的外延式增长冲动仍有较大实施空间。

  浙江企业在省内遭受环境资源制约,省外却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于是浙江企业将外延发展方式向省外移植,弱化了在省内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且留在省内部分产能的先进性也明显低于省外部分。前年在江苏宿迁,目睹大批浙江企业在当地投下巨额资金。浙江上市公司在2009年对省外投资累计高达近300亿的基础上,至2011年末累计又增加100多亿元,“去浙江化”越演越烈。

  这里用得上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旧的生产关系在其所包容的生产力未充分展开之前不会消亡。省内的外延式增长虽然制约重重,而省外却仍有较大空间,这就累及省内经济增长方式“逼而不转”。省外招商引资条件一地比一地优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一浪高过一浪,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年接着一年延续。

  去年在桐乡调研,与一些企业家探讨如何采取多层厂房等措施节约用地。他们明确表示,这在技术上并无问题,但经济上不可行。症结就在于,如果省外仍大量使用单层厂房,省内就不可能大量推广;如果省外仍在粗放增长,省内就较难集约增长。在要素高度流动的今天,浙江经济增长方式是全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跑在前面的难度明显较大。

  当然,我们决不能被动地跟着客观趋势走,应该主动积极出击,千方百计推进内涵式发展。六月中旬我在乐清雁荡山鼓吹清理低效用地,腾出空间用于高效产业,受到了乐清林市长的击节叫好。林市长说,他们已展开了一场整治“‘三沿’视觉污染建筑”的工作,要求限期拆除26.5万平米的破旧违章建筑。吴兴区经发局的杨元江局长告诉我,他们正在推行“零增地”技改,就是通过“腾挪”等手法,努力在不增加土地下加大技改力度。省经信委谢力群主任说,富阳的富生电器的生产车间“爬”上了三楼、四楼甚至五楼,150亩土地实现了30亿元销售。

  前些天在长兴县环沉村出纳老臧家的纺织车间里,看到了一台电脑自动穿经机。这台机器要11万元一台,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穿经,效率提高几十倍。老臧说,这台机器买来两个来月,已替他挣了两万多元,当年可以收回投资。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先进工艺替代传统工艺,以信息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以占地少的装备替代占地多的装备,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抨击过内涵式增长。因为当时浙江工业还比较弱小,有些行业连起码的规模也谈不上。在缺少内涵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从外延为主转向内涵为主。而现在,浙江规模以上工业资产已逾5万亿元,出口已占全球1.2%左右,这一“内涵”已决非往日可比。而且,浙江的资本有机构成、劳动生产率、亩均土地产值税收等指标,均处于全国较低位次,内涵式发展日趋必要。

  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的浙江而言,客观上具有集聚集约的产业环境、快捷便利的物流体系、相对较好的政府服务等优势。这就有利于形成一种相对较低的总和交易成本,从而部分地甚至决定性地,战胜资源环境制约和省外对我们的吸引,完全有可能全面展开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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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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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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