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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浙江精神及浙江人的局限

卓勇良

    浙江精神也好,浙江人也好,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框架内发育形成以及展开经济社会活动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欧洲现代经济发展是在一个伴随着科学进步的长期演化过程中走过来的,而浙江现代经济增长则是在还来不及形成科学和知识深厚累积的小农基础上快速推进的。这就决定了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较短时期内,难以扫除长期形成的小农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难以极大地提升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精神,更难以形成法治和契约精神。按照我个人的长期观察思考,当代浙江精神和浙江人具有三大局限。

  立基小农,缺少科学。立基小农的特点,决定了浙江人的行为具有依靠敏锐的反思为主的特点,浙江农民的创业活动主要是基于生存激励,以及基本的经验而展开,而不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厚重的知识基础上推进创业活动。很多被传为佳话的经营决策,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产物,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技术含量并不高。而且,小农的本质是保守的。浙江农民长期在小块耕地上分散劳作的集约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浙江人长于计算而偏于稳健,比较精细而较少豪放,善于单干独闯而缺少团队精神,进而也缺乏大规模生产经营的协调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显然证明了这一点。浙江人能把传统产业做到淋漓尽致,但高新产业仍比较落后;浙江人能把中小企业做得风生水起,但对全局有重大带动和支撑作用的大企业则相对较少;浙江的中小城市高度活跃,而大城市却差强人意。

  立基人缘,缺少法治。浙江农民的早期创业活动是以人缘关系为主展开的,浙江人与上海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最重要的创业资本。史晋川教授几年前曾指出温州经济具有“人格化交易”特点,认为这种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经济活动缺少法治和诚信,终将形成巨大障碍。几年前,温州一家非常有名的大企业集团高薪聘请了一位总经理,一个月不到即辞职。据说起因是一张数千元的吊灯发票,总经理签署同意后,遭到董事长和另一位董事以能更低价格买到为由而遭两次否决,总经理很不开心,只好走人。血缘、地缘,以及同窗、同事乃至战友之缘,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决定性地左右着经济活动,导致缺乏法治的、规范的、诚信的商业活动环境。可以说,浙江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正在遭遇一场小农价值观及其行为的狙击战。

  立基贫穷,缺少创新。改革开放前后,浙江农民之所以具有极大的创业活力,主因是贫穷。浙江上上下下之所以能容忍农民严重背离教条式社会主义束缚的创业行为,主因也是贫穷。农民不创业,就意味着连基本生存都会发生较大问题;不支持农民创业,就意味着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然而农民创业小有成功以后,由于缺少科学、缺少较高的法治和诚信,缺少更高的人生追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形成了安于现状,过小日子足矣的价值准则。浙江上上下下也开始陶醉于自身的辉煌成就,缺少持续的创新冲动。浙江经济开始陷入低层次产业锁定和路径依赖之中,一些地方甚至40余年鲜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打铁还得自身硬。我们当前在推进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当中,还必须得加快推进浙江精神的转型,还必须得推进科学和知识的累积提升。当前浙江经济增长放慢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反躬自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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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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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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