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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紧缺正在损害浙江产业升级

用地紧缺正在损害浙江产业升级

卓勇良 

    乐清一家企业老总年前告诉我,他们2001年开始征用的一块耕地,终于可在2012年初拿到。这种长达11年之久的拿地历程,令人唏嘘不已,典型反映了浙江的产业升级,正在遭遇用地紧缺的阻击。

  这家企业是当地纳税大户。他们在柳市有两个相距数公里的厂区,面积都很小,物流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2001年,他们开始征用厂门前104国道边上一块70亩左右的耕地,当时处理好了与农民关系,地却迟迟不能到手。

  2009年我去他们厂里调研,当时厂里开发出了干式、低耗等多种科技含量较高的变压器,也拿到了多个重要订单,但却苦于场地狭小,不仅新产品难以量产,原有产品也受影响。万不得已之下,他们在福建和苏北等地买地,转移了一部分生产能力,然而当地产业环境远不如柳市,生产经营还是受到影响。

  当前实施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我的理解,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数量严格控制,浙江一个发达县市一年的建设用地,大致只有一千亩左右,不到当地耕地面积的0.5%。类似于文成这样的山区县,只有五百亩左右。二是征用严格控制,最大难点是占补平衡。即占用一亩农田,必须补上一亩农田,浙江寸土寸金,哪有地可补,一些地方已到了有指标也无地可用的境地。

  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建设用地规模当然不敷使用。浙江正在向人均一万美元以上的发展水平迈进,“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正是一个各方面均需用地的发展时期。浙江产业结构当前大致只相当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城市化率也仅62%,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当前不要说企业和城市建设缺地,就连山区农民发展农家乐、乡镇建设幼儿园、民政部门建设敬老院等,也因缺地而受影响。

  土地紧缺已影响到了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因为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远未到达难以为继地步,原有建设用地不可能大量调整出来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紧缺也就等于掐住了产业结构增量调整途径。2004-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机械电子电气和仪表产值的比重合计,仅提高了2.9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仅0.41个百分点,进度明显偏慢。这虽有多种原因,但长期来项目难以落地是一个重要因素。

  蔡建平的工厂坐落在诸暨市店口社区五村。利用一栋租来的民宅,蔡建平2010年卖出了300万套电热、电容器铜配件,年产值6000万元,占据全国40%,应该说已做到了极致。蔡建平打算进军电容器行业,从二手市场以每亩120万元购置了5亩土地,可是还缺20亩土地又在哪儿呢?蔡建平向政府打了报告,不过从柳市那家变压器企业情况看,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浙江确实存在着粗放和浪费用地状况。如一些地方的马路过宽,绿地面积过大,土地总体产出率较低等。不过就当前阶段而言,浙江集约用地水平也还是不能说较低,有些甚至已因集约用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平阳、瑞安一带农村,多户农居联排而建,相邻两家并用一堵山墙。浙江的大中城市,以及台州、金华等地农村,相当多的建筑物间距小于1,光照条件很差;一些企业不得不在相邻两个车间之间盖上顶棚,辟出车间,由此也出现了消防隐患。2007年,根据有关部门数据,全省人均建设用地0.295亩。日本在人均GDP与浙江大致相当的1990年,人均建设用地0.378亩,比浙江多28.1%。这或许有数据口径问题,但至少可以认为,浙江与发展水平相同时期的日本比较,同时再考虑到有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因素,人均建设用地或许不能算高。

  土地不是一次性资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凤凰山一带,原先都应该算是建设用地,但现在局部是林业或园林绿化用地。从这个角度说,“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听起来很煽情,实际并不完全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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