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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前,我在宁波镇海渔业基地施工现场做后勤工作。那是一个什么都需要凭票证购买的年代,我们那项目是当时宁波四大工程之一,因而有一些供应方面的优惠。当时去镇海商业局办优惠手续,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工作人员,从紧围着他的人墙里,微笑着对呆在外围的我说,“让老卓先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都渐渐褪去,可是这句“让老卓先来”,仿佛仍在耳旁。我当时二十多一点,瘦小单薄,初出茅庐,根本不知如何打交道。可就是这句话,令我顿生暖意,觉得办事的难度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或许真的就是“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情意这东西虽然是精神性的,但相当程度得有行动来支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和交流,关键时刻和关键点还得依靠行动。一个行动胜于一打宣言。

    如果误以为世上真的有完全以纯精神为支撑的情感,那就有可能出大错。媒体报道的贪官与情妇的纠葛,最初大概不乏真情实感,然后情妇们大多会提出物质要求,一些贪官可能也非常愿意用物质讨好情妇;一些贪官日久移情,渐渐会对情妇的要求不胜其烦。不管哪种状况,根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最终都会酿成大祸。电影“手机”里的费墨,对此十分有体会,感慨说是真的不好对付啊。

    人才问题是当前浙江经济短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规划、政策、讲话,然而最要紧的是什么?精神式、哲学式的重视基本没有实质意义,解决不了人才问题。这里当然也需要事业留人、感情动人,但最后得靠行动,得靠给人才应有的物质待遇。

    有人说,你也太唯物主义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话不错,但不够全面,且有自然主义之嫌。因为人本来就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样的话不说也罢。然而在杭州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待遇,连生存也比较困难,精神最终得靠物质支撑。如果事业真的很伟大,如敦煌研究,核聚变工程等,少一点物质,多一点精神,高素质人才们或许不一定有太多意见,因为有极高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来弥补。问题在于多半事业是平凡琐碎的,多半人才是凡夫俗子,如果长期缺少相应物质待遇,不仅出不了大成果,可能连素质高一点的普通人也留不住。改革开放初期曾采取过奖金封顶办法,这实际上是激励封顶,很快就实行不下去了。

    今年“两会”有一位企业家代表说,浙江民企迫切需要高端人才,希望省委省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坦率地说,省委省政府支持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营造环境而已,决不可能把手伸到企业里去。以当前状况言,民企高端人才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民企自身的主观行动。

    当今社会在情感问题上有过太多创伤。历次政治运动让妻子揭发丈夫,要儿子与家长划清界线,令朋友作为卧底,把中国的人伦关系搞得一塌糊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这种情感上的重大伤害依然存在,信任、道义和忠诚,几乎成了奢侈品。我有时在想,浙江缺少大企业,很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

    然而国人精神深处仍流淌着丰富的情感基因,只要有合适的土壤环境就会极大地萌发。年前在嵊州出差,早起散步路过市民服务中心,看到已有工作人员在给山民办发狩猎证,此时仅早上七点三十六分,令我大为感动。几个月前我妈妈因低血糖晕倒在街上,我弟弟打来电话,说多亏行人及时扶起送派出所,避免了脑缺氧的严重后果。

    当今中国肩负着重塑社会情感关系的重任,关键在行动。这行动需要一系列重大举措,但也需要日常细微行动的累积;这行动需要崇高思想的支撑,但有时仅需我们替别人稍想着点即可。社会温暖见于行动之中,社会温情融于你我心中,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行动书写着自己的一腔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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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423篇文章 252天前更新

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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