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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记事的时候,我爸就是五级技工。当时工厂实行八级工资制,我爸每月63元。这是宁波,别的地方大概有所不同。我爸的技术级别和工资,我记忆中,直至1977年未变。

工资冻结,收入凝滞,生活仍须继续。

这个工资养我妈和我们兄弟三个,说不上十分的艰难,但也难免捉襟见肘。我妈1962年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被精简,一直到1969年,才找到新的全时工作,家里的日子好了一些。

大概我十四五岁时,距发工资没几天,我把我妈让我买菜的两块钱,夹在书中掉了。当时家里哪还有钱,于是全家那几天就吃青菜下饭。那时青菜便宜,两三分钱一斤。

我有一个朋友,是辛亥革命后四川首任总督的后代。他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们家最困难时,他妈妈和他们兄妹8人的午饭,桌子中间就一盘盐。所以回想起来,我们家的日子不算太苦。

小小少年的窘迫是替我妈去借钱。当时街道有互助储金会,偶尔月底接不上,我妈要我去借10元钱。

那管钱人的家,就在班里一位女同学家的边上,我和她都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管钱人总不在家,我拿着居民小组长周奶奶同意借钱的字条,就在同学家门外等着。老天爷帮我,每次都没遇上同学。

我妈是我外公的大女儿,小时候有点娇养。但我妈为了这个家,是很拼的。我妈打过好多临工,清楚记得有一天傍晚她从外面回来,喜形于色说,明天有活了!

我1978年到杭州后才知道,她曾去码头做过装卸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邻居的一些女孩子,也干过类似的活。

宁波三江口有很多码头,多数只能靠泊数百吨的船。因为淤得厉害,船上货物要通过跳板才能装卸。那跳板通常三四十厘米宽,三五米长,三四米下是混浊翻滚的江水,寻常人走也难免胆怯。

我妈当时30来岁,依我现在眼光看,就是一个青春活力女孩子。她为了养我们三兄弟,背着沉重的货物,走在上下左右晃动的跳板上,一天大概挣一块左右。

原浮桥即新江桥,当时拆移至现江滨公园,1990

我爸当了10多年钳工班长。他带的徒弟,后来成了他的领导。直到改革开放后,我爸才加了工资,才有了奖金。我来杭州读大学后,他买了电扇,开心地吹着电扇喝酒,说这才是生活。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战备,他们厂试制一种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好像是用于国防工程。那段时间,他每晚七、八点钟回家。

我妈总是把仅有的好菜留着。多半是有一段鱼,有时有一点猪头肉,很偶尔地有一只不大的河蟹。就这么一点好菜,我们照例是不能吃的,但我好像也不馋。

昏黄温馨的灯光下,我爸喝着我替他打来的半斤散装黄酒,颇自豪地讲厂里研发新产品的事。我后来把他讲的事写了作文,老师评语,“不要抄报纸上的文章”。我反而很高兴,我的作文居然具有报纸文章的水平。

我被粗暴剥夺了读高中的权利,说是超龄了。那时懵懵懂懂,去了一家建筑公司。我在工地是一段比较快乐的日子,师傅们都很照顾,只是很遗憾未能从师傅们那里学到更多。

我长身子时缺少充足营养,长脑子时没书读。8岁时,我妈带着去报名。宁波旗杆巷小学教导主任,个子小小的金老师对我作了例行测试。看了户口簿后惋惜地说,年龄不够啊。

那条巷子,就是宋朝市舶司的遗址。往事越千年,我们民族的孩童和青年,居然读不上书。不知道砸缸的司马光和那帮顽童,会如何责骂我们。

那是一个缺少公平的年代。我报小学,他们说我太小;我升高中,他们说我太大。

缺少完整学历教育之类的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那是一个缺少效率的年代。我1962年从上海外婆家来到宁波车轿街,1978年离开。整整16年,那条街没什么太大变化,自来水1976年才通到家里。

当时的宁波车桥街,现天一广场,1999/2

没通水前,从100米左右外的街口龙头挑水,倒在水缸里用一、二天,洗菜洗衣什么的用井水。这就是当时浙江第二大城市,宁波的城市建设状况。

效率因体制而耗损。我上海小姑夫的工厂1965年整体迁往贵州遵义,他们全家也跟着去了。4年前去浦东一个简陋整洁的小区看望他们。小姑夫说遵义有好几家从上海迁去的工厂,都是最先进的,可惜啊,都没有好好发挥作用。

当年去贵州的人,绝大多数回上海了。表姐是在贵州工厂退的休,全家回上海定居。小姑夫说,当年上海迁往贵州的工厂,不少没了。我爸的工厂,早没了。

公平是效率的入口处。当辛勤劳动不能公平地得到报酬时,也就没有最起码的效率。贵州、佳木斯两位学者研究发现,在单纯薪酬披露政策下,地方国企内部的公平性提升了效率;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央企内部公平性对效率的提升。缺少公平,或许也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大大慢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基本原因。

公平受到效率的制约。《正义论》作者约翰∙罗尔斯说,“无论如何坚持等分馅饼,结果必然是馅饼给扯得越来越小”。公平是需要效率支撑的,1961年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说,“在有效率的经济中促进平等”。倘无效率,亦无公平。

所以在微观领域,效率公平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很可惜,效率公平进入宏观领域后会发生漂移,会让很多人迷糊,这当然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但愿那种既缺少公平更缺少效率的年代,再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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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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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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