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果园很少。但这地的人们非常勤劳，政策放开后，他们大种果树。于是，果树很多，但是很小；果树很密，但不成园；各种指责不期而至，典型的如“低小散”等。

转眼半个世纪，果园遍布，果香处处。当年的分散低效，成全了如今的集聚富裕，各种赞誉纷至沓来。

这一果园模型，典型反映了浙江城市化的独特路径。如上文所说，假定基期年有100棵果树、100个果园，平均每个果园1棵，则显然是典型的分散化。40多年后，果树增加到1万棵，一些果园快速扩张后因空间狭窄而相互并拢，果园减少到60个，平均每个果园160多棵果树，则显然是比较典型的集中化。

浙江区域经济的分散化造就了无数的经济引擎，当系浙江活力之源。本地人利用本地资源在本地创业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形成大量的乡村两级工贸企业。

浙江区域经济分散化很快转变为集中化，形成了新的城市化发展活力。没有起先的分散化，也就没有后来的集中化及效率提升，以及多达数千万的外来人口和2.5万亿元的商品出口，也较难很快形成占全省宜居空间1/3左右的房屋建筑区及县及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此时，有四个独特因素成为关键的加速因子。一是浙江无处不规模的地理空间支撑，最偏僻的庆元至丽水也能形成汽摩配产业带；二是计划经济下的生产要素只能“就地闹革命”，如鲁冠球1969年在萧山宁围乡创办农机厂；三是农民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且创业的边际收益效用系数几乎趋于无限大，形成极强激励；四是短缺经济。

东阳花园村，2021/1

“就地工业化”导致“就地城市化”。浙江经济逐渐从本地化生产经营为主，较快转变为区际贸易为主，进而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国内外要素对于当地经济的多重推动。在这一情形下，距离对于厂商布点的不利影响不断弱化，短途运输成本相对于长途运输成本的比重不断降低，所谓布局分散已难以阻挡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且，原本小尺度空间范围内高度分散的浙江区域经济，由于规模体量迅猛扩张而出现空间聚合，浙江城市化形成以下三种场景。

1、乡村工业做专做大做强，就地成为城市经济。就在乡间工贸企业一家家诞生并壮大之际，分工逐渐细化，配套服务逐渐增强，城市经济在乡村工业基础上诞生了。比较典型的如温州龙港市、吴兴织里镇、慈溪泗门镇、诸暨店口镇、东阳花园村等。

我1971年到过泗门镇，清楚记得那天细雨蒙蒙，仅沿河一条主街。按现卫星图推测，当年泗门镇区约1.5平方公里。2010年，泗门镇被列入省小城市试点，建成区已达13.5平方公里。又如织里镇，改革开放初期约1平方公里、1万余人口，现已20多平方公里、20多万人口，是著名的童装之城。

龙港市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就地城市化”的典型。这里原本是5个小渔村，1982年设立港区，1983年设镇，由当地农民集资自费建设，2019年改市，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且不设乡镇街道的县级行政区域。

2、强势镇村持续融合周边镇村，就地形成镇区快速扩张。一些镇村的有限空间，又如何容纳得了野心勃勃的快速扩张，于是采取撤扩并等途径，不断吞噬周边区域。浙江几乎所有现存的镇，都经历了这一过程。海宁马桥镇被称为中国经编城，2000年与湖塘镇合并。我2003年去过这一区块，原镇中心仍在，但正在萎缩。随后，马桥镇改为马桥街道，成为海宁城区的组成部分。

乐清柳市镇GDP已300多亿元，大大高于中西部相当一些县市。改革开放初期，柳市镇区不到1平方公里。1992年，原柳市镇与相邻的一镇两乡一起成为新柳市镇，同时不断吸引外来人口，2019年镇区23.2平方公里，人口20多万，与周围镇形成绵延的城市空间。

3、重要节点城市弥漫式快速扩张，都市区快速形成增强。浙江城市化主体是大中城市，亦即11个设区市以及一批原县城的快速扩张。2019年，根据住建部门数据，全省设区市市区及县市的主城区常住人口3010万，占当年公布的全省城市人口的73.5%。

2003至2019年，根据住建部数据，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区人口对于浙江城市化贡献份额分别是，设区市主城区为60.4%，县级市城区19.1%，县城12.4%，镇区8.1%。

1978年我来杭州读大学的前夜，骑自行车经过大半个城市行告别礼，仅约半小时，当时宁波城区用现在的卫星图估测大概仅10平方公里左右。1982年我在鄞州调研小集镇，去了5个主要集镇，镇区基本都约1平方公里、数千居民，通常只有一条临河的主街道。2019年，宁波城区面积已354.8平方公里，比改革开放初期扩大30多倍。

浙江城市化是分散化基础上的城市化，曾饱受指责。多数客观经济现象较难从其起步即预知其未来，这是完全不同于中西部的一种城市化形式。北方地区的低密度空间导致较高的空间集聚率，浙江高密度区域反而导致发展起步时的较低集聚率。北方一些省会城市具有高于杭州的集聚率，镇却因规模效益低而较难发展。比较典型的如中西部及东北一些省份照搬浙江特色小镇经验，形成较大浪费等。

浙江城市化是弥漫型的城市化，城乡之间缺少截然区分的清晰边界。浙江城市发展随着大量的点逐渐弥漫相连为面，形成了与北方及欧美地区具有较大不同、连续分布的城市空间。比较典型的一类形式，是呈星云状及带状弥漫分布的城市空间，如环杭州湾的星云状城市分布，其中有嘉兴的辐凑型城市空间结构、慈溪的连片的城市空间，杭州至宁波沿104及329国道分布的带状城市等。

浙江城市化是集聚全国乃至全球要素的城市化，是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心。这就在浙江原本的高密度空间下，导致人口及城市密度的进一步提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浙江2020年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1816.6万人，占浙江人口的28.1%，比全国高19.5个点，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4.6%。如果考虑到先前入籍浙江的外来人口，则外省人口比重或许高达1/3左右。2020年浙江出口占全国14.0%，占全球2.1%，典型的“全球工厂”。

浙江城市化不是照搬教科书，以及北方和欧美地区经验的产物，而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义乌从来就不是规划的产物，目前已是居杭甬温绍之后的浙江第五大城市。

对于浙江城市化的思路及政策等，更需从实际出发。目前较多争议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浙江独特的地理空间特点，不能一刀切，如建设用地供给应考虑人口及城市密度的多层面因素，不能按全国一般状况对待。乡村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要从浙江全域都市化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全国的做法等。

浙江城市化，应按全国发展的创新引擎，双循环对接的关键节点，推动共同富裕的大平台等要求，展开研究与推进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