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具有特别高的人口密度。因此在浙江，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像风像雨又像雾”，渗透于角角落落，可称之为全域都市化。

为什么不说全域城市化呢？这就得从英文单词“Urbanization（城市化或城镇化）”说起。

日文和英文对于 Urbanization的释文，均有“城乡一张皮”的内涵。在日文和英文中，对于这个英文单词的解释，除指城市发展外，也意指乡村发展。

日文维基百科无“城市化”条目，仅有“都市化”条目。释文是，“都市化是指城市人口的集中，以及城市文化与习俗向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扩展”，英文维基百科对于“Urbanization”亦如此解释。逻辑而言，城市化是一箭双雕，城乡共同发展。

中文译 Urbanization为“城市化”或“城镇化”，似有“城乡两张皮”之嫌。百度百科释文：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是指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型社会的转变。

单看这里的意思，容易理解成城市化抑或城镇化，是一个专指城市发展的过程。当然细细琢磨，上述解释也有全域“城市化”、“城乡一张皮”的内涵。然而在中文语境中，因为有个物理性的“城”字，导致城市化或城镇化在语义上难以涵盖乡村发展。

由此而生的城乡两张皮的不当之处在于，我们把一枚硬币的两面，分成了两枚硬币。城市化促进乡村发展，乡村发展也极大地支撑和促进城市化，城乡难以分离。

试看今日之浙江，如果撇去那些高楼、马路，村庄、农田等物理区别，就发展状况言，多数乡村不仅与城市互动，且其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与城市并无太大区别。

然而在一般的理解上，在文件上，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上，这是两个领域。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乡村振兴。

不少人在这种时候很反对扣字眼，说这有意义吗？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特定概念总是与特定内涵相联。康德指出，“不通过范畴，我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表象；不通过与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观，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被思维到的现象”。我们所有的价值，行为，以及政策举措，都是特定概念下的展开。概念内涵外延不清，势将影响实际工作。

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已是美国都市区人口密度的1倍多。因此笼统讲人口密度，不剔除山地林地和水面，是难以确切反映实际的。为此我在2011年提出宜居空间概念，以更真实地反映实际，并以此来研究浙江的全域都市化。

根据2017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估算，全省宜居空间约3万平方公里左右；同时据2020七普，全省常住人口6456.8万人。据此，全省宜居空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2100人，美国洛杉矶都市区2010年每平方公里1019人，仅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的1/2。

且因人口非均质分布，浙江不少地方的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3000多人。高密度人口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成了浙江的全域都市化。简单而言，浙江全境，都受到了城市化的生产生活及文化的较大影响，即使浙江偏僻山区，传统农业及其影响亦已式微。具体可有如下四方面分析。

1、乡村郊区化

我2010年用谷歌地球测量，在杭州至上海及湖州至上海的两条轴线上，农民不论居住于何处，距最近市镇的平均距离为2.4至2.7公里，大致是电动车不到10分钟的路程。

浙江多数乡村当系城市的延伸区域，受着城市的高度影响，而这正是郊区的典型定义。

浙江的乡村与中西部乡村全非同一概念，亦非霍华德笔下的“城市—乡村磁铁”关系。一些乡村居民因迁移成本大于迁移收益而不愿迁往城市，尤其是“三块地”政策，更是固化了浙江多数地方农民的在乡意愿。

浙江各地农居，呈小尺度空间下的高度分散化，自然村及独立农居呈原子状分布。

至于浙南浙西山区的乡村景区化，应是郊区化的一种类型。

2、乡村生产生活城市化

城市生产生活无孔不入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这是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空间变迁的必然。

务农早已不是浙江乡村居民的主要生存方式，以及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8.3%；同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61.9%。浙江绝大多数乡村居民的生存方式，早与城市居民几无二致。

农业生产在浙江多数乡村早已成为一种副业。浙江农民如果还种地的话，基本都是兼业农民；即使农业大户，亦非纯以农为生。我10多年认识的诸暨农村的两代女性，都未曾下过田。

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外婆家慈溪市的一个村庄，距主城区浒山20多公里，距宁波城区30多公里。村里这几年建了商品房，我有一年回去就住表哥买的三居室。表哥建的独栋给了儿子，底层是儿子的工厂。我的10余位表兄弟姐妹，只有两三位务农，且都不种水稻，下一代大都离开村庄。

更须指出的是，慈溪这个村庄是始于杭州滨江至镇海炼化的带状城市的一个部分。这一带状城市，基本已连续分布，只不过一些地方仅一、二公里左右纵深，局部建筑密度较低。

3、乡村社会现代化

旧时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氏族社会，已基本解构或正在解构。现时乡村的集体经济，有一点类似旧时乡村的族田，大都以扶贫济困，以及修桥铺路等公共事业为已任。集体经济的管理及其治理结构，显然是现代化了，但仍任重道远。

乡村社会组织与城市的差异正在缩小。乡村教育卫生已基本与城市一体，乡村文化越来越向城市看齐，并正形成自己的特点。篮球场成为村庄标配，文化礼堂普及率与利用率正在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

4、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

城乡多半的制度及主要基础设施一体化，是肯定的。然而所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则似乎太笼统且并不完全确切。

城乡空间形态的二元结构，或将长期存在。城市密集拥挤，乡村青山郭外；城市高楼林立，乡村独钓寒江；城市车水马龙，乡村一叶扁舟。城市内核改变乡村，但乡村不可能具有城市的物理特征，且乡村自有其不同于城市的乡土内核。

城乡具有土地制度的根本差异。尽管农民“三块地”的地权比较笼统，但也是城市居民所不具有的。城市居民具有商品房的地权，但70年后将如何处置如阴影一样堵着市民的心口。而农民世世代代居住的这块土地，他们的宅基地并非纯粹的私产，也比较困惑。不过无论如何，农民比市民拥有更多的土地，大致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浙江下一段发展，无论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全域都市化是必然趋势。不管我们如何理解，上述四个“化”就在浙江大地上，且行且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