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省籍常住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大大高于全国平均，跨省流动人口成为推动浙江发展的重要因素。增强集聚能力，服务新浙江人，也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方面。

“孩子少于全国，劳动力多于全国，老人与全国相当”。

七普数据表明，浙江的孩子比重低于全国，主要是因为生孩子的人少和生得少；劳动力比重多于全国，是因为外来人口多；老人比重与全国相当，是因为外来人口扩大了人口分母，并不表明老龄化不严重。

一、浙江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放慢后大大加快

浙江人口增长大大快于经济增长，这是以全国平均数为基准的结论。2010至2020年，浙江人口年均增长17.2‰，是全国人口年均增长5.3‰的3.2倍。同期，浙江GDP年均增长7.4%，是全国GDP年均增长6.8%的1.1倍。

如以全国数据为基准，2010至2020年，浙江人口的相对增速是经济增速的近3倍。

1990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速较大放慢，人口增长反而加快。1990至2000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5.0%；2000至2010年12.4%；2010至2020年7.3%。浙江人口增长加快，五普12.2‰，六普15.3%，七普17.2%。

虽然可以笼统说，经济较快增长是浙江人口较快增长的基本原因。但具体言，浙江人口增长另有更深刻的原因。

浙江流动人口占比较高。2020年，浙江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2555.7万人，占浙江人口的39.6%，比全国高13.0个百分点。

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按统计局概念为跨省流动人口，占浙江流动人口的63.3%。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曾说，移民是一座城市收入较高的人群。

流动人口既是经济活力的“果”，也是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的“因”。流动人口是一条大河，载着希望，载着活力。

二、跨省流动人口大大优化了浙江人口结构

跨省流动人口持续增加，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人口发展趋势，是市场化的必然。

1990年的四普，尚无确切的跨省流动人口概念，浙江统计公报仅有“在本县市常住，常住户口在外地”等描述，人口103.6万人。2000年五普，浙江跨省流动人口368.9万人，比四普增加2.6倍。2010年六普，跨省流动人口1182.4万人，比五普增加2.2倍。2020年七普，1618.6万人，比六普增长36.9%。

七普浙江跨省流动人口增量，略高于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增量。2010至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增加436.2万人，同期全省15至59岁人口即劳动年龄人口增加413.4万人，是跨省流动人口增量的94.8%。

这两个数字大体相当并非巧合。表明跨省流动人口的增量，已成为这10年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主要部分。根据六普的全国数据，跨省流动人口90%是劳动年龄人口。

跨省流动人口替代了浙江省内的从业人员增量，浙江新增从业人员已形成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主体的格局。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1618.6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省15至59岁人口的36.9%。

但跨省流动人口占全省从业人员比重，显然应高于这一数据，亦即高于40%。浙江蓝领从业者早已主要是外来农民工，浙江新增的白领就业者也正在转变为以外来人口为主。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无论蓝领还是白领，都以外来人口为主。

如果没有跨省流动人口又将如何？我用六普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数据，估算在没有跨省流动人口情况下的浙江人口的年龄结构。结果是，0-14岁占14.4%，比七普全国平均低3.59个点；15-59岁占61.75%，比七普全国平均低2.60个点；60岁及以上占23.88%，比七普全国平均高5.18个点。

这表明如果没有跨省流动人口，浙江人口结构将大大恶化。孩子占比提高0.91个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缩小6.11个点，老龄化提高5.18个点，出现更少从业人员供养更多老人的窘境。

跨省流动人口对浙江人口增长的贡献仍非主要。2010至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对全省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3.0%。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数字将逐渐有所提高。

三、老龄化是跨省流动人口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浙江人口较快增长，尤其是跨省流动人口较快增长，主要是三个因素。

一是浙江经济具有创造较多就业的强劲活力。浙江企业密度居全国前列，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和“七普”人口的计算，2018年浙江每万人产业活动单位260家，居北京、广东和江苏之后的第4位，前3位分别是北京、广东和江苏。

二是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较低。更多的人逐渐退出劳动年龄，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少，老龄化提前来临，形成对于省外劳动力的较强需求。

1978至2010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6.8‰，大大低于全国的10.7‰。如按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模拟计算，相当于浙江1978至2010年少出生600万人。

浙江人口的年龄结构具有“孩子少、劳动年龄人口多，老年人也多”的特点。全省0-14岁人口占13.45%，比全国低4.50个点；15-59岁人口占67.86%，比全国高4.51个点；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与全国相同。

“少子化”构成了浙江人口的远虑。这也表明，浙江应高度肯定跨省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着力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促进跨省流动人口在浙江安居乐业。

三是全省人口增加比较均衡。全省11个设区市，2010至2020年无人口减少市，这或许是全国人口增长大省中的唯一。这也使得在缺少人口持续输出地区情况下，省内劳动需求只能由省外弥补。

广东人口增长快于浙江，但广东21个市有5个市人口减少。江苏的苏南地区大量集聚苏北地区人口，形成省内劳动力自我平衡，然而苏中的泰州，以及苏北的盐城和淮安3市人口出现负增长。

衢州人口增长比全国平均高1.7个点，丽水人口增长大致相当于全省平均，都比较难得。

四、美日人口至今仍在向沿海集聚

“七普”表明中国人口的区域分布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次出现了多达6个省份的人口减少，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增长则继续加快。

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人口分布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根据对2000年“五普”各省份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额的计算，全国2000年有12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即人口净流出；18个省份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即人口净流入，这18个省份主要是东部省份。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流动人口呈指数增长，每隔一个普查时期的10年增加1亿多。五普流动人口10443.1万人，六普22142.7万人，七普37581.7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七普达到12483.7万人。

流动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外出农民工为例，202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已占16.5%，比2019年提高1.7个点。比2012年提高8.7个点。

美国和日本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至今仍在持续。1900年，美国24个沿海州的人口占美国45.0%，2019年占62.0%，上升17.0个点。

尽管美国2005年以来，沿海州GDP比重出现下降，但人口向沿海的集聚并未受到影响。

日本人口集聚自1888年以来，虽因“二战”中断，但至今仍在向太平洋沿岸集聚。

东京至大阪，直线约400余公里的太平洋沿岸8个地区的人口，1884年占日本的25.3%，2019年占49.3%。

日本东京都及相邻的神奈川县、琦玉县和千叶县，即大体可以称之为东京圈的区域，1884年人口占比10.8%，2019年29.1%。

日本东京都人口，1884年占比3.1%，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郊区化等影响下持续多年减少，1996年后再次持续增长，2020年1397.1万人，占日本的11.3%，超过了1998年。

五、人口集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集聚内陆地区人口，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浙江走在前列的一个必要因素。

所谓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浙江应成为全国共同富裕的促进平台。促进人口流动，实现融合发展；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内陆地区发展，实现均衡发展。

1、创新发展思维。沿海发达地区只有在共同富裕路径下，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走得更远。理性对待人口分母变大后的人均GDP降低状况，人均收入较高才是浙江的真正骄傲。以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及促进人的发展的视野，来推进区域发展。摒弃空间局限式的发展思维和政策设计，上世纪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或可说是一种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乌托邦式的发展思维。

2、积极推进城市化。城市是最佳的共同富裕平台，浙江一些城市，本质上就是民间城市和移民城市，原本就是因共同富裕而发展。建构城市之间作为空间竞争主体的平等关系，减少乃至消除城市之间的行政干预，建设和增强浙江沿海城市带与浙江中部城市带两条发展巨龙。关于城市户籍，建议实施基于大数据和身份证的人口服务管理制度。

3、消除市民化的宅基地制约。农民工在家乡盖房给老鼠住，在城里却住在老鼠住的地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合理的要素配置状况。农民出来打工绝大多数不可能再回去，市民化是主要选择，宅基地应是市民化的重要资金来源。积极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推进宅基地市场化改革。建议探索这一改革，由流入地政府以本地市场价为基准向农民工购买宅基地使用权，直接向流出地置换建设用地指标，解决当前沿海地区建设用地的瓶颈制约。

4、优化调整建设用地供给。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2019年人口数据计算，各地可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最多的是人口减少的黑龙江739.5平方米，内蒙古577.3平方米，吉林426.2平方米等；而人口大幅增加的广东仅32.1平方米，浙江仅47.9平方米。建议按照七普人口及各地城市化实际，进行适当合理调整。建议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将滩涂围垦审批权限下放至省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