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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城市化?还是都市化?——浙江的全域都市化

浙江具有特别高的人口密度。笼统以全域面积计算人口密度,因未去掉山区和水面,难免失真。宜居空间概念正是由此而提出。因为如假定经济发展为城市化的常数,则城市化系特定的人口密度的产物,准确了解人口密度非常重要。

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已远高于美国洛杉矶都市区。2019年,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2人;1978年为每平方公里931人,均系全国最高。按我的分析,浙江宜居空间约4万平方公里,山区丘陵按系数折算。关于这些系数如何确定可进一步探讨,但已足以提供一个初步的讨论框架。

浙江当下的宜居空间人口密度是什么概念?美国洛杉矶都市区12561.4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128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019人。这就是说,浙江多数地方,事实上已具有城市空间的特征。比较典型的如温岭市,宜居空间常住人口每平方公里3000多人,而城市空间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一万人。

因此在浙江,包括温岭等的相当多的地方,举目所及,都是密集的村庄、市镇、道路及来往车辆。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及温台沿海与浙中盆地的不少地方,并非广阔的田野包围着村庄,而是密集的房屋道路包围着小块耕地。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改革开放初期是由浙江的自然气候状况导致的。浙江降水充沛,光热水气同步,农作物产量大大高于其它地区,能养活更多人口。其实在人口并未受到经济发展影响的1978年,各省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基本与其自然气候状况,其中主要是与降水和气温具有较高相关。

当下浙江的较高人口密度,又进一步因经济发展较快,受到了大量外来人口进入的较多影响。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02019年,浙江常住人口净增加1612万人,其中841万系外来人口,占新增人口的52.2%,实际应更高一些。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入城镇,因此外来人口对浙江城市化,具有一半多的贡献。

浙江城市化大大快于全国。1978年,浙江城市化率14.0%,比全国低3.9个点;2019年,浙江城市化率70.0%,比全国高9.4个点。关于浙江城市化或可理解为三线程、两层面的发展格局。

一是设区市城区快速扩张。根据浙江省住建厅数据(以下均同),20032019年,全省11个设区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从926.8万人增加到1904.3万人,年均增长4.5%,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1.4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37.7%上升到46.5%。不过在新千年以前,设区市城区的扩张要慢一些。

二是县级市城区快速扩张。20032019年,全省19个设区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从356.4万人增加到660.1万人,年均增长3.9%,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0.8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14.2%上升到16.1%2020年,按省住建厅的数据估计,至少已有6个县级市城区具有50万以上的常住人口,其中义乌城区已100万常住人口,且这些常住人口数据通常是低估的。

三是县城及其它镇的镇区快速扩张。20032019年,全省33个县城的建成区常住人口,从248.1万人增加到445.6万人,年均增长3.7%,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0.6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9.9%上升到10.9%。同期,全省其它镇的建成区人口,从956.3万人上升至1085.0万人,年均增长仅0.8%,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低2.3个点。镇在新千年以前扩张较快,新千年后放慢。

浙江东阳市花园村之晨,摄于2020/11

需要指出的是,浙江不包括县城的镇是一个差别非常大的概念。一部分镇发展停滞萎缩,甚至包括曾比较强盛有名的一些镇;另一部分比较活力的镇,全省大致有2030余个,镇区常住人口已达10万至30万之间,显然已与市并无二致。

浙江城市化分析的第一个层面,是应充分肯定,浙江城市化的主体,亦即城市化的主要推进因素,是设区市及县级市的城市化。

20032019年,浙江城市化不同主体的城区人口增速,依次为设区市、县级市、县城和镇;它们对浙江城市化的贡献,设区市为60.4%,县级市为19.1%,县城为12.4%,镇为8.1%。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数据,都只能得出市对浙江城市化具有主要贡献的结论。即使合计县城及镇的数据,其对浙江城市化贡献也仅20.5%,且其地位作用正在弱化。

浙江城市化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乡村地区的都市化。简言之,就是城市的生活生产方式及文化等,向乡村地区的全面扩展渗透。

都市化是日文对于英文 urbanization的翻译。日文维基百科仅有都市化条目,无城市化条目,其关于都市化的解释是,都市化是指城市人口的集中,以及城市文化与习俗向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扩展,这也是英文维基百科关于urbanization的解释。英日对于urbanization的释文,可以理解为城乡是一张皮。

中文把 urbanization译为城市化。因此在国内,或许是因为有个字,似乎就变成了专指城市的一个概念。当然,百度百科并非完全这样解释。然而实际工作中在提出城市化的同时,往往并不包含乡村发展,事实上是把乡村发展作为不同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不同的存在。因此中文语境下,城乡发展是两张皮。

本文标题全域都市化系同义反复,因为都市化一定是全域的。这里是为了强调都市化内含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全域性,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修辞方式。都市化不仅改变城市,也深刻改变着浙江乡村地区。

——地理空间改变。乡村与市镇的平均距离大幅缩小,形成乡村的全面郊区化效应。我2010年利用谷歌地球测量,在杭州至上海及湖州至上海的两条轴线上,农民不论居住于何处,其距最近市镇的平均距离为2.42.7公里,也就是自行车20分钟左右,以及电瓶车不超过10分钟的路程。当下浙江,或许有穷乡,但除极少数山区外,不再有僻壤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城市的生产生活无孔不入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地区,这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地理空间改变的必然。2019年,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8.3%,务农早已不是浙江农村居民的主要生存方式;同期,工资性收入占61.9%。浙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已无二致。

——社会结构改变。旧时乡村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基本已解构或正在解构。乡绅治理崩溃多年之后,目前似乎正在出现回归及准回归迹象,因为尽管有很浓的行政任命色彩,但村负责人主要是富裕人士等,这就有点类似于旧时的乡绅,尽管此乡绅并非彼乡绅,同时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正在增强。我2019年秋曾在缙云城里参加过一个当地边远村的乡贤会议,他们自行出资举办村老人节,我很有感触。乡村大量年轻人户籍虽仍在故乡,但工作居住已不在乡村。

——城乡差异变化。浙江的城乡差异就发展言,主要是在风貌、集聚、建筑、生态,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而这些似乎将永久存在;同时尚存在着土地制度差异,这除了应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外,似乎也较难改变。不少人仍习惯于讲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无异于瞎扯,因为上述绝大多数差异是乡村存在的基础。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浙江2020年城乡收入倍差2006年以来首次跌入2.0以下,为1.9631984年城乡收入倍差较低,是因为当时开始实行联产承包,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

浙江下一段发展,无论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全域都市化应是必然趋势。现在因为中文对于英文urbanization翻译不尽准确的原因,以及理论及实际理解上的一些问题,把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事实上区分为两个不同方面,显然有较多问题。

因为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浙江因为人口特别稠密,城市发展提升的同时,必定是乡村发展的提升。在浙江,哪怕是比较遥远的乡村也比较接近市镇,乡村居民的集聚成本,比较有可能大于其分散的收益,从而缺少进入城市定居的较强动力;同时,乡村空间因人口高密度而相对狭小,城市人口能低成本到达哪怕是比较遥远的乡村,尤其是乡村也能相对低成本地形成高度都市化的发展格局。

全域都市化,显然是浙江城市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亟需加快改革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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