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具有特别高的人口密度。笼统以全域面积计算人口密度，因未去掉山区和水面，难免失真。宜居空间概念正是由此而提出。因为如假定经济发展为城市化的常数，则城市化系特定的人口密度的产物，准确了解人口密度非常重要。

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已远高于美国洛杉矶都市区。2019年，浙江宜居空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2人；1978年为每平方公里931人，均系全国最高。按我的分析，浙江宜居空间约4万平方公里，山区丘陵按系数折算。关于这些系数如何确定可进一步探讨，但已足以提供一个初步的讨论框架。

浙江当下的宜居空间人口密度是什么概念？美国洛杉矶都市区12561.4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128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019人。这就是说，浙江多数地方，事实上已具有城市空间的特征。比较典型的如温岭市，宜居空间常住人口每平方公里3000多人，而城市空间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一万人。

因此在浙江，包括温岭等的相当多的地方，举目所及，都是密集的村庄、市镇、道路及来往车辆。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及温台沿海与浙中盆地的不少地方，并非广阔的田野包围着村庄，而是密集的房屋道路包围着小块耕地。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改革开放初期是由浙江的自然气候状况导致的。浙江降水充沛，光热水气同步，农作物产量大大高于其它地区，能养活更多人口。其实在人口并未受到经济发展影响的1978年，各省宜居空间人口密度基本与其自然气候状况，其中主要是与降水和气温具有较高相关。

当下浙江的较高人口密度，又进一步因经济发展较快，受到了大量外来人口进入的较多影响。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0至2019年，浙江常住人口净增加1612万人，其中841万系外来人口，占新增人口的52.2%，实际应更高一些。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入城镇，因此外来人口对浙江城市化，具有一半多的贡献。

浙江城市化大大快于全国。1978年，浙江城市化率14.0%，比全国低3.9个点；2019年，浙江城市化率70.0%，比全国高9.4个点。关于浙江城市化或可理解为“三线程、两层面”的发展格局。

一是设区市城区快速扩张。根据浙江省住建厅数据（以下均同），2003至2019年，全省11个设区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从926.8万人增加到1904.3万人，年均增长4.5%，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1.4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37.7%上升到46.5%。不过在新千年以前，设区市城区的扩张要慢一些。

二是县级市城区快速扩张。2003至2019年，全省19个设区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从356.4万人增加到660.1万人，年均增长3.9%，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0.8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14.2%上升到16.1%。2020年，按省住建厅的数据估计，至少已有6个县级市城区具有50万以上的常住人口，其中义乌城区已100万常住人口，且这些常住人口数据通常是低估的。

三是县城及其它镇的镇区快速扩张。2003至2019年，全省33个县城的建成区常住人口，从248.1万人增加到445.6万人，年均增长3.7%，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高0.6个点；占全省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从9.9%上升到10.9%。同期，全省其它镇的建成区人口，从956.3万人上升至1085.0万人，年均增长仅0.8%，比全省同期城镇人口增速低2.3个点。镇在新千年以前扩张较快，新千年后放慢。

浙江东阳市花园村之晨，摄于2020/11

需要指出的是，浙江不包括县城的镇是一个差别非常大的概念。一部分镇发展停滞萎缩，甚至包括曾比较强盛有名的一些镇；另一部分比较活力的镇，全省大致有20至30余个，镇区常住人口已达10万至30万之间，显然已与市并无二致。

浙江城市化分析的第一个层面，是应充分肯定，浙江城市化的主体，亦即城市化的主要推进因素，是设区市及县级市的城市化。

2003至2019年，浙江城市化不同主体的城区人口增速，依次为设区市、县级市、县城和镇；它们对浙江城市化的贡献，设区市为60.4%，县级市为19.1%，县城为12.4%，镇为8.1%。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数据，都只能得出市对浙江城市化具有主要贡献的结论。即使合计县城及镇的数据，其对浙江城市化贡献也仅20.5%，且其地位作用正在弱化。

浙江城市化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乡村地区的都市化。简言之，就是城市的生活生产方式及文化等，向乡村地区的全面扩展渗透。

都市化是日文对于英文 urbanization的翻译。日文维基百科仅有都市化条目，无城市化条目，其关于都市化的解释是，“都市化是指城市人口的集中，以及城市文化与习俗向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扩展”，这也是英文维基百科关于urbanization的解释。英日对于urbanization的释文，可以理解为城乡是一张皮。

中文把 urbanization译为“城市化”。因此在国内，或许是因为有个“城”字，似乎就变成了专指城市的一个概念。当然，百度百科并非完全这样解释。然而实际工作中在提出城市化的同时，往往并不包含乡村发展，事实上是把乡村发展作为不同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不同的存在。因此中文语境下，城乡发展是两张皮。

本文标题“全域都市化”系同义反复，因为都市化一定是全域的。这里是为了强调“都市化”内含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全域性，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修辞方式。都市化不仅改变城市，也深刻改变着浙江乡村地区。

——地理空间改变。乡村与市镇的平均距离大幅缩小，形成乡村的全面郊区化效应。我2010年利用谷歌地球测量，在杭州至上海及湖州至上海的两条轴线上，农民不论居住于何处，其距最近市镇的平均距离为2.4至2.7公里，也就是自行车20分钟左右，以及电瓶车不超过10分钟的路程。当下浙江，或许有穷乡，但除极少数山区外，不再有“僻壤”。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城市的生产生活无孔不入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地区，这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地理空间改变的必然。2019年，浙江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8.3%，务农早已不是浙江农村居民的主要生存方式；同期，工资性收入占61.9%。浙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已无二致。

——社会结构改变。旧时乡村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基本已解构或正在解构。乡绅治理崩溃多年之后，目前似乎正在出现回归及准回归迹象，因为尽管有很浓的行政任命色彩，但村负责人主要是富裕人士等，这就有点类似于旧时的乡绅，尽管此乡绅并非彼乡绅，同时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正在增强。我2019年秋曾在缙云城里参加过一个当地边远村的乡贤会议，他们自行出资举办村老人节，我很有感触。乡村大量年轻人户籍虽仍在故乡，但工作居住已不在乡村。

——城乡差异变化。浙江的城乡差异就发展言，主要是在风貌、集聚、建筑、生态，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而这些似乎将永久存在；同时尚存在着土地制度差异，这除了应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外，似乎也较难改变。不少人仍习惯于讲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无异于瞎扯，因为上述绝大多数差异是乡村存在的基础。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浙江2020年城乡收入倍差2006年以来首次跌入2.0以下，为1.963。1984年城乡收入倍差较低，是因为当时开始实行联产承包，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

浙江下一段发展，无论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全域都市化应是必然趋势。现在因为中文对于英文urbanization翻译不尽准确的原因，以及理论及实际理解上的一些问题，把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事实上区分为两个不同方面，显然有较多问题。

因为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浙江因为人口特别稠密，城市发展提升的同时，必定是乡村发展的提升。在浙江，哪怕是比较遥远的乡村也比较接近市镇，乡村居民的集聚成本，比较有可能大于其分散的收益，从而缺少进入城市定居的较强动力；同时，乡村空间因人口高密度而相对狭小，城市人口能低成本到达哪怕是比较遥远的乡村，尤其是乡村也能相对低成本地形成高度都市化的发展格局。

全域都市化，显然是浙江城市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亟需加快改革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