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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发展是典型的边远贫穷地区的“自我集聚”。龙港不到40年从小渔村成为30多万人的现代都市,充分说明,放手就是生产力,城市化也是生产力,农民能自行支付承担所谓的市民化成本。

龙港市政府的综合服务中心

龙港位于浙江发展的最未位区域,以及浙江沿海的最边远区域。1979年,龙港市原本所在的平阳县,人均耕地0.56亩,仅全省1/4强;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60.2元,仅全省1/22019年,龙港原本所在的苍南县,人均GDP全省倒数第3,相邻的文成和泰顺县则为全省倒数第12

边远贫穷地区如何发展?然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苍南农民已经知道如何摆脱贫穷,这就是发展个体私营工业。那时,打击资本主义的工作组屡屡进驻苍南的宜山等地,但民间的市场经济如“地火”一样运行不息。

浙江边远贫穷区域的发展道路就在民间,关键是一个“放”字。乌鲁木齐市最早的小商品市场,就是一位苍南人于1983年无意中发展起来的。我1993年初在乌市新华旅店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老家太穷,乌市太冷,于是在乌市小旅店卖浙江小商品,创造了乌市商业的一种独特业态。我调研那年,乌市已有5个旅馆转型成为室内小商品市场。

苍南与平阳分设赋予龙港集聚发展的原动力。1981年,原平阳县人口159.2万人,面积2295平方公里。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将原平阳县一分为二,成为苍南从平阳析置的分界线。苍南当年想将县城设在鳌江口,但挡不住地缘政治因素而作罢。

集聚是一股积极的内生力。农民不仅具有自主创业的强烈需求,也具有自主城市化的强烈需求。1982年,刚与平阳县分设的苍南县在鳌江口设立龙江港区。虽然这里不具备发展港口的基本条件,但显然阻碍不了苍南人民想在鳌江口有一座自己的城市的强烈诉求。198310月,省政府批准设立龙港镇,鳌江口展开了新的一页。

集聚无处不活力。一无所有的龙港镇快速崛起,有三股力量起了主要作用。一是原本的五座小渔村的乡土力量,二是苍南平阳分设时的苍南干部群众的定居,三是相邻的钱库等地创业者的积极迁入。我春节前在龙港调研,接触到不少人士居然都来自钱库。龙港一位朋友跟我说,前年撤镇设市,原苍南县有一多半干部想去龙港,但三人中只有一人实现愿望。

关于市民化成本的说法比较可笑,至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说法,更是办公室里的想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苍南农民是因为要在城里创业才造城的。农民造城抑或进城主观而言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客观而言是更好地创造财富。

世上原本没有城市,农民聚在一起,便有了城市。这是按创世纪故事建构的城市化极简模型。而城市的规模效应,使得农民不仅能养活自己,更是能创造更多财富。龙港是一座典型的老百姓之城,而所有的城市就其本质言,都是老百姓之城,政府不应该束缚民间造城和发展城市,更不应该排斥农民。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我第一次与龙港亲密接触是1991年底,我们一行数人慕名特地穿城而过。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冬日阴沉,满城活力。临街商铺顶天立地,鳞次栉比,低档次的晴纶弹力絮堆满了小小店铺乃至侵占人行道。我们2010年开展全省第一次小城市试点时,龙港建成区常住人口、GDP和财政总收入均居这27个小城市第2,建成区面积居第4,人均GDP居第14,一改全省末位局面。

城市发展一定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我30年后再去龙港,满大街是与印刷相关的广告、店铺、公司,甚至车间等。2019年,龙港与印刷业相关的从业人员12.8万人,占常住人口四分之一。小小龙港市购置的海德堡印刷机,占这家大大的跨国公司2020财年大中华区同口径数据的1/10。我听了后笑着说,龙港应对海德堡公司实施强有力的公关活动,争取请他们在龙港设点。

龙港仍缺少对农村的足够带动,城市化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我春节前在龙港调研那天的大清早,一位温州朋友带我去鳌江口,我们在鳌江口渔民码头想看看刚捕到的海鲜,然而只见到一大筐一大筐的虾籽。水产资源如此衰退,渔民却依然难以转型。龙港城区与紧邻的农村具有较大落差,杭嘉湖宁绍地区已很少的低矮老旧建筑,这里到处都有。

多年来不少人士习惯于指责龙鳌的所谓重复发展,这是典型的缺少洞见的惯性思维使然。如果没有龙港,鳌江镇亦将跨江发展,设立龙港镇只是使得跨江发展大大提前而已。如此空间广阔和人口众多的一个区域,凭什么非得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凭什么非得独家包邮?没有重复,何来竞争?龙港撤镇设市时的2019年,人口占原苍南县37.3%GDP45.9%,说明当年设镇决策完全正确。

关于龙鳌互不认账有很多笑谈,然而龙鳌一体化发展也是事实。由于鳌江房地产开发快于龙港,吸引龙港至少有5万多人口购房居住。龙港人乘高铁喜欢走鳌江车站,因为比苍南站近10多分钟。我那次调研考察鳌江口,回程是从鳌江四桥穿越鳌江,再从鳌江三桥回到龙港,因为这样更近。我居然不经意间,一大清早考察了两座城市。

对于人口较多区域的特大镇,如地理空间和产业比较独立,且无地域文化羁绊,镇改市是较好选项。儿子大了成家独立,是比较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过在当前体制下,镇改市有不少约束因素,并非能立马推开。

一个较大难题是机构膨胀。龙港市采取大部制,党政机构仅15个;市直接领导社区,不再有乡镇层级等,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严格限制在原苍南县的约1/5内。市委市府仍使用原镇政府小院,紧贴民居,开会时有阵阵烹调味。

然而在上面缺少改革、行政事务日益繁杂下,龙港的小政府运作可能有较多难度。如因机构大幅减少,干部上升空间缩小,日久势必窘迫:再如龙港一个科室起码要对付上面三个部门,烦不胜烦。设市之路,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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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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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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