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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替我修鞋快40年了。80年代初,我一双皮鞋走天下,兼任上班、出差和周日,难免需要修补。

漫长人生浓缩成简单的修鞋故事。农民融入城里,孩子成了城里的白领,这样的草根小故事随处可见。托老金们的福,这座城市才更有生气和活力。

松木场那块地早年间一溜三四个修鞋摊。80年代初某一天,我随意在一个修鞋摊前坐下。去了几次,渐渐固定在老金这边。老金比我稍大,挂着笑容,补鞋时有一句没一句瞎聊,我也职业性地了解些情况,慢慢熟了起来。

老金每次见到我,都叫我“老朋友”。我从未见过老金苦兮兮的样子,这也是我30多年来,一直乐意在他这里修鞋的原因。在这里,我慵懒地坐在小凳上,享受着街头风景的一份惬意。

老金是绍兴人,17岁来杭州拜师学修鞋。20岁左右在这里摆修鞋摊,目睹松木场沧海变桑田,保俶路从狭窄的砂石路变成宽阔的沥青路,体育场路拓宽延伸,机耕路成了马路,农田里竖起了楼房。

“当时这里修路铺下水道,常常挖得一塌糊涂,下雨时一片泥泞,生意很难做。”老金20多年前有一次跟我说。

老金一脸黝黑,看上去比较精干。他必须天天出摊,要不就没了收入。夏天和下雨天,就靠一把大伞。冬天没生意时,他蜷缩着身子把手放在一个小火炉上。我1993年在乌鲁木齐街头看到的一个浙江永康的女修鞋匠,也是如此。午饭从家里带来,喝水用一个硕大的瓶子。大车扬飞尘,加之鞋脏,每次见到老金,总觉得有一点脏兮兮。

修鞋是一个毫无诗意的脏累活。老金他们只有一不怕脏二不怕累,才能多挣些钱。

20多年前,老金太太在绍兴的家里,两个女儿在家乡上学。他几个月回去一次,说是家乡正在盖房子。

在家乡盖房是进城农民的小目标,大致是一种时代性的浪费。我在安徽广德农村,看到不少漂亮的独栋空关着。

他那时租住在附近的小区。我记得他随手指着一个方向说,“诺,就住那边。”他摆摊的那些东西,一把大伞、一台修鞋车、一个材料箱、几把小凳子,都寄放在摊位附近。

“这样方便一些”,老金说。

七八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的中午,我去修鞋。他看到我来非常高兴,连忙笑着招呼我坐下,随后从修鞋箱里拿出一份钱江晚报。

他指着报上一幅照片说,“这是你吗?”是几个月前的一个访谈,半个版面,标题很大。老金因此而知道我名字,有一点高兴。

“你是我的朋友,你替我们说话,我一看到这照片就知道是你,这报纸我一直放在这里” 。

我当时认识他快30年了。他知道我在省府大楼工作,至于其它什么的,从不问我。彼此相熟,了解不多。

老金说他一个女儿在下沙读大学。我听了很高兴,修鞋匠的后代不必是修鞋匠。修鞋匠后代如能找到一份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将被称为职业地位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老金在杭州已有两套房子,都不大。一套是二手房,就在附近,他自己住。另一套是新的,说是给女儿住。老金说着说着,流露出很满足的神态。

农民进城,相当部分是再也不回老家了。可是城里的大学者和官员们不这么想,他们总是替农民担忧,万一工作没了怎么办?所以他们认为,农民在家乡的小块耕地具有社保功能。

然而,全世界的城市化,有农民返乡潮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农民回乡了,还会种田吗?这些农民也是见过城里大世面的人了,巴掌大几块地的收入,能满足得了吗?说到回乡创业,撇开资金技术,市场需求尤其是问题。

城市的最佳选择,就是努力让进城农民定居下来。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城市接下来恐怕要拍农民工的马屁,才能留住他们。

政府其实也不需替农民操太多的心,在一个具有足够市场化和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下,农民是能在城里设法安置自己的。

我最后一次碰到老金,是两三年前。我那天去开会,顺便打个鞋后跟。老金说,他的户口早已落在杭州。他刚找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食堂帮忙,就一个上午,下午仍来摆摊。

确实也有较难融入城里的进城农民,但他们仍愿意坚守。我5年前在文一路一个小区的铁栅栏后面,看到一个修鞋摊。前几天才知道,这位师傅在这个冷僻位置摆摊24年了。

24年!我有点震撼。

因为位置不引人注意,只能以回头客为主,只能靠服务和低价取胜。我一位住这附近的同学说,她儿子念本科时,每周替儿子来这里修一次鞋。

我经常路过这里,偶尔修鞋。说到挣钱,这位师傅一脸苦笑,应该不会太高。他太太的修鞋摊在城北,“每月五百来元收入,但她就是不愿歇手”。

“老家现在比这里好多了!”这位师傅是温岭人,30年前为了挣钱来到杭州。

然而现在,“村里整得很漂亮,我们家是三四百平米的楼房,随便就能找个工作,80岁的人也在家里做来料加工,一天靠百块”。

“全是为了女儿”,他们在杭州住出租房。早先女儿读书没能回去,现在女儿工作了,要照顾她。代际相承,难以返乡。

老金女儿大学毕业了,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蛮好的”,老金满意地说。老金问我,能不能帮他女儿介绍一个男孩,他大女儿已经结婚了。老金两鬓早已有白发,但仍像年轻时那样敏捷、饶舌,很快就修好了鞋。

这里原本三个修鞋摊,那天只有两个。老金说,那人不做了,在杭州家里带孩子。我问,你什么时候不摆摊了?他笑了起来,“早着哪!”

一个人17岁来到杭州修鞋,60多岁时仍在修鞋。岁月似乎凝滞,但这仅是表象,职业、身份和生活的内涵都发生巨变。

但凡在积极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修鞋的事,也能用一份岁月积聚的力量,改变自己及下一代。庙堂请不要辜负他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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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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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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