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十四五复杂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成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强则区域经济强，民营经济弱则区域经济弱。

比较典型的是东北和江浙经济比较。1978与2019年人均GDP的全国排位，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从第5、8和4位，降至第30、28及17位；浙江从第16位升至第4位，江苏从第6位升至第3位。民营经济显然是区域经济升降悬殊的主要原因。

民营经济是区域活力增强的利器，以浙江慈溪市与余姚市比较为例。慈溪市是当下浙江的首强市，很晚才通高速公路，至今不通铁路。余姚有杭甬铁路和杭甬高速，1980年工业总产值稍高于慈溪，人均GDP相等。2019年，慈溪比余姚，GDP高62.8%，人均GDP高22.4%，财政收入高1倍。主要原因是慈溪民营经济起步早，数量多，增强了发展活力。

民营经济是区域资源动员的利器，以全社会就业率为例。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浙江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952万，占全省常住人口51.5%。仅次于北京的64.1%，居全国第2，比全国平均高24.0个点。由此加上个体经营户就业，浙江从业人数占常住人口67.1%，仅次于福建68.4%，北京67.7%，居全国第3。民营企业是浙江高就业率的主要原因。

民营经济是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利器，以浙江为例。浙江2019年城乡收入倍差2.0，是除天津外的全国城乡人均收入倍差最小的省。2018年，浙江73个行政区划人均GDP变异系数，即可以简单理解成区域不均衡度，为33.7%；江苏和广东，分别为47.3%和82.0%，浙江大大低于江苏和广东。

关于民营经济的重大方针政策，是20年前形成出台。1988年通过了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宪法修正案，1997年提出了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2002年提出了发展国有与民营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20年间，变化巨大。

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2013至2018年，个体户吸收了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68.5%。

民营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2020全球500强有133家中国企业，其中按我的分析，有15家是中国内地科技企业，8家国有，7家民营。在8家国有科技企业中，有电信巨头、中国航空、中国航天科工、中国电科等，基本属垄断型或原部委属企业转变而来。15家内地科技企业营收合计8729.5亿元，其中民企占51.5%；利润合计698.8亿元，其中民企占68.9%。

这意味着出台于约20年前，关于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也需相应调整。况且十四五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更需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议十四五实施民营经济改革提升工程，在此先探讨两个概念问题。

一是正名。民营经济这一提法，不具有产权内涵，难以与国有经济对应，建议正名为其他具有产权内涵，能与国有经济概念相对应的提法。

二是把国有和民营企业视作市场主体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7月22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包括了国有和民营企业家等；总书记此前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法典开篇即强调民事主体“一律平等”的法律精神。统一市场主体概念提法，统一政策，避免分述国有民营使人产生的“两张皮”的联想。

概念问题，兹事体大。如康德所言，“不通过范畴，我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表象；不通过与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观，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被思维到的现象”，“理性的批判最终必然导致科学”。因此，民营经济正名以及视国有和民营为一个整体，将是理性思维和改革推进的成果。

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概念下，才能较好地避免周期性反复。才能让全社会普遍认识到，发展民营经济是长期稳定的政策，不存在所谓“离场”等问题；才能让企业家们确立预期，坚定信心。这也将使民法典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规定，切实体现在民营经济方针政策上，形成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政策逻辑和实务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