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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式泛城市化格局

卓勇良

  浙江城市化并不是一种集聚推进的点状城市化,而是一种分散推进的面状城市化。形象地说,浙江城市化更像是一场浓重的大雾,弥漫于宜居空间的角角落落,形成了一种全地域的都市化过程。即便是独立农居,亦因城市化而有根本变化。

  笼罩于这种弥漫式泛城市化之下,在杭嘉湖宁绍,以及温台和浙中地区,形成了大集中、小分散格局。至于“泛”这个汉字,按《高级汉语大词典》解释,具有广泛、普遍的意思。“泛城市化”,也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广泛的、普遍的都市化进程。

  浙江的多数区域,几乎所有的人口及产业集聚点都具有快速的空间扩张,即便独立农舍亦如此。因此,一方面是城镇建成区快速扩大,另一方面是一些乡村就地转变为城镇。这两者都导致传统乡村区域被不断蚕食,一些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由分离逐渐粘连,进而由粘连逐渐成为密集的整体,大中城市由此而发育壮大。

  经济活动的区域均衡分布是城镇在地理空间均衡分布的基础。对于1989-2008年22个省区GDP集中度的比较,可以清晰观察到浙江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分布方面,具有较高的均衡性。1989年,浙江前三位城市占全省GDP的47.9%,2008年为52.0%,上升8.7%,仅列这22个省区前三位城市GDP集中度上升率的第18位。同期,江苏GDP集中度亦仅上升了29.4%,列22个省区的第14位。

  这一比较表明,浙江经济发展的集中度低于中国其他省区,因此可以视为具有相对较高的均衡性。而这种均衡性,正是城市化面状均衡推进在经济分布上的数量表现。而在中国其他多数区域,少数大城市经济增长较快,中小城市以及镇的经济增长则显然相对较慢,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县城和镇的衰落,形成一种典型的点状集中的城市化进程。

  进一步单独观察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和温州三市城区GDP占全省比重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浙江城市集中化倾向的阶段性变化,以及近10年集中化的停滞。

  浙江城市的集中化倾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于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杭宁温三大城区的集中化程度止步不前;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杭宁温三大城市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GDP集中度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来,由于温州和宁波城区发展速度的相对下降,同时也是由于其他中等城市发展的加速,杭宁温三大城区的经济集中度,再次停滞并略有下降。

  由此在浙江形成了一种农居、村镇和城市空间多层次均衡扩张的都市化态势。十分明显,这是中国中西部以及欧美城市化所不具有的都市化空间扩张态势。

  第一层次:农居的都市化演进。农居是分析地理空间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农居的都市化演进是浙江都市化进程中一股非常重要的推进因素。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4.0平方米,2010年达到58.5平方米,扩张了3.2倍。现假定农居容积率增加30%,农村居民减少20%,则意味着农居的地理空间起码扩张了1.7倍。以地理空间扩张为支撑,农居的房屋建筑质量和结构具有了本质的提升,生产生活条件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都市化特征日益鲜明,交通日益便捷,多半农居处于郊区化环境之中,与相邻城镇大致只有十来分钟自行车距离。

  第二层次,镇村的城市化发育。我们利用谷歌地球,测量了钱塘江-杭州湾北侧3个县市的9个镇的面积。面积最小的是德清县的洛舍镇(东西轴乘南北轴,应大于实际建成区面积,下同),为1.7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的是桐乡市崇福镇,为11.5平方公里。与洛舍镇相比,崇福镇的建成区面积大5.8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镇的地理空间扩张的重要参数。至于许村镇,从其地名就可以看出,原先是个村庄,东西轴乘南北轴的面积也已达2.2平方公里。如果我们武断地把洛舍镇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典型镇的建成区面积,则可以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9个镇的建成区面积起码平均增加了3倍左右。

  第三层次,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的数据,1996年,浙江省城市和县城建成区面积为833.7平方公里,2009年为2514.7平方公里,10余年间增加了2.0倍。

  对于上述状况,总体而言是批判者多,肯定者少,深入分析者更少。本文认为,这种弥漫式泛城市化,正是浙江城市化的独特可贵之处,也是浙江从计划走向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特定产物。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浙江的城市化,问题尚须科学分析,趋势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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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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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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