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结束的标志，应该是中小学复课。在中小学复课前，当经济活动恢复至正常水平的3/4时，如不考虑疫情死灰复燃，或可认为，这一时点即是就经济活动而言的疫情的结束。对于这一时点，现普遍难以预测，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启动紧急帮扶，提振企业信心很有必要。

疫情令浙江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粗略估计2月份GDP总额很可能比正常年份少40%-60%左右。三月份的影响将视疫情而言，其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仍将较大。我省一季度GDP通常占全年的1/5，疫情虽对二月份经济活动影响较大，但对全年影响仍较有限，一是占比不高，二是生产延后，三是激发后期增长。

相对于其它省份而言，疫情对浙江经济影响将相对小一些。这是基于浙江经济长期具有外部压力愈大，内在表现愈佳的特点而作的判断。2019年1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下降2.1%，同比回落9.7个点；浙江则为5.4%，比全国高7.5个点，同比回落仅3.3个百分点。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基于过去经验，且是一种矮个当中拔长个的判断，不是为了沾沾自喜，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创造性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当前应抓紧实施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紧急帮扶行动。疫情对绝大多数企业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省及各地均已出台系统的帮扶政策，并已开始实施。但舆论也反映这些政策尚需优化细化，尚需抓紧落地，同时也存在着与这些政策相向而行的一些做法，比较典型的如社保缴纳过了零点后即自动扣款，毫无通融等。

发放紧急救援资金，既可以是贷款，也可以是对于贷款的财政贴息，少部分是财政性补助。目的是救企业，避免企业因支付工资、房租等而导致的流动性困境，避免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的次生灾害。这一行动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和公开公平发放。既要避免道德和法律风险，也要简化程序而不致繁琐。既要有普惠性，把“寻租”风险和不公平性压至最低；也要有指向性，符合区域产业导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人员应第一时间主动与企业联系，让企业建立积极预期。一些地方和一些金融机构早已行动起来，已有较好效果，这也是浙江的为人称道之处。同时也要发挥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优势，以政府少量资金、撬动市场机制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三是也要有清醒头脑，避免过度救援。疫情在客观上具有出清市场，优化经济生态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对于低效落后、污染违建等企业，坚决不能“菩萨心肠”，普降喜雨。

紧急帮扶的目的是避免疫情对于经济活动的更大的不利影响。已有专家提出，为避免挤压其它必要支出，全国增加财政赤字率至3%，已属必要。根据我的粗略估算，我省因本次疫情给予企业的财税扶持政策，有可能将达到相当于财政减少收入600亿至700亿元以上，大致相当于全省全年财政总收入的6%上下，对各级政府构成了一定压力。这里需要探讨一些问题，表明紧急救援不仅是必要的，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首先，帮助企业解危抒困，是疫情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局。浙江企业2019年经营状况虽然好于全国，但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亦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疫情将使一部分企业雪上加霜。积极对企业施以援手，帮助企业加快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税基，从长期看将促进财政增收，走好“十三五”收官之年，夯实“十四五”发展基础。

其次，应该理解为这是一次深度的减轻企业负担的紧急行动。我省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1997年最低曾仅7.0%，2019年已高达19.7%，上升了11.3个百分点。浙江历来强调“放水养鱼”、“藏富于民”，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有违我省长期发展理念。以抗击疫情为契机，促进企业负担有较大下降，实现减轻企业负担的长期化。

第三，积极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通过节流来实现对于企业的扶持。我省财政总收入2010至2019年，年均增长10.7%，2019年达到1.2万亿元。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一些地方大手大脚花钱，不合理支出较多增长。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16.5%，比GDP名义增长高5.4个百分点。重新梳理财政支出，全面优化支出结构，大力砍削不合理支出，形成财政收支的积极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